表见代理的认定--关联合同案件的仲裁审理(二)

关联合同在形式上表现为若干个合同,在实质上却是表现了一个合同法律关系,确定基础合同当为首要之务,这一点已经在上期有所阐述。接下来是本案的补充性约定当中有瑕疵证据材料的认定,这就涉及到表见代理的概念。唯有经过这两步的工作,本案的裁决才会有正确的事实基础。     

我国劳动者基本权益的现状分析及维权中遇到的问题

目前,我国劳动者基本权益经常遭受侵犯且缺乏有效保障,原因很多,如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者自身缺乏权益意识;现阶段在解决劳动争议案件中,实行的一裁二审制人为地延长了诉讼周期,增加了诉讼成本,这种程序设计对劳动者实现其权利救济是不利的.同时某些地方政策的制定脱离现实,造成司法救济的不可能.     

国际商会买卖合同仲裁中运用意思自治原则确定准据法

国际商会仲裁庭的仲裁员们确定买卖合同案件的准据法的规律至关重要,因为这可能成为国内仲裁实践者们的指路明灯。论文通过典型案例实证分析,揭示ICC仲裁员们在处理买卖合同案件时,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确定准据法的众多方法之中已然成为了最主要的方法。论文力图发现并归纳一些实践性的规律,以期对我国的涉外仲裁有所借鉴。     

承认与执行国际体育仲裁裁决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一样,国际体育仲裁裁决也可能需要它国法院承认与执行.<纽约公约>原则上可以适用于外国体育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但由于当事人身份地位及争议性质等的特殊性,国际体育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又具有不同于承认与执行外国商事仲裁裁决的特点.在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体育仲裁裁决(包括北京奥运会仲裁裁决)尚面临诸如商事保留、体育管理和体育纪律处罚争议不可仲裁解决等法律障碍,须从立法上消除这些障碍.     

NBA仲裁运行实践的研究

从解决NBA联盟劳资双方利益间矛盾与纠纷的角度,对NBA仲裁的种类、遴选、权限、职责及裁决程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从而展示了NBA联盟仲裁的运行实践,其目的是深入地了解NBA联盟处理矛盾与纠纷的成功经验,同时也为我国的CBA联赛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借鉴.     

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规定的体育仲裁范围

体育仲裁是基于当事人自愿选择的协议仲裁,当事人可以根据仲裁协议、体育组织章程、体育赛事规则等申请仲裁。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创制性地增设体育仲裁制度,通过“列举+排除”的立法表述方式,明确了体育仲裁范围,为化解体育领域矛盾纠纷提供了制度保障。体育仲裁范围的确定,立足国情实际,聚焦体育领域突出难题,注重做好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依法维护国家主权。     

运动员兴奋剂违纪重大过错的认定——以莎拉波娃案为例

体育仲裁院（CAS）仲裁庭认定俄罗斯著名运动员莎拉波娃的兴奋剂违纪行为并非故意,且不构成重大过错,将她的禁赛期由2年减缩到15个月。但该案的裁决存在若干问题。运动员在没有医药专业背景或专业人士的帮助下自行核对兴奋剂禁用清单存在重大风险。适用于马术案件的“委托理论”对其他体育项目内的兴奋剂案件并不合适,代理人的错误应当由运动员本人承担责任。运动员在兴奋剂检测时故意隐瞒自己的药物使用情况可能构成重大过错的证据之一。由于运动员有义务知悉禁用清单的内容,体育组织未能即时告知禁用清单新修订的情况并不能减轻运动员兴奋剂违纪的过错。违禁物质的代谢时间长可能会对判断运动员的过错程度产生影响。在认定运动员兴奋剂违纪的故意时,以客观主义的解释方法代替主观主义的解释方法,来分析运动员对兴奋剂违纪高风险的认知程度,更有利于打击兴奋剂违纪行为。     

国际投资仲裁：国际税收争议解决的新路径?

凯恩案体现了通过国际投资仲裁解决国际税收争议的新发展动向。目前,由于国际投资协定在实体层面和程序层面针对税收争议的特殊规定,国际投资仲裁对于税收争议的适用范围仍然有限。国际投资仲裁相较于传统国际税收争议解决路径具有独特优势,主要体现在投资协定实体条款可作为税收协定适用范围的有力补充,且投资仲裁机制更具中立性和有效性。然而,国际投资仲裁自身也存在一定缺陷,并且其在处理税收争议时存在过度限制各国税收主权、专业性不足等问题。未来,建议我国在投资协定中纳入专门化、精细化的税收条款,完善投资仲裁机制对于国际税收争议的适用,同时加强国际投资仲裁与税收协定争议解决机制的协调。     

我国竞技体育薪资争议诉诸体育仲裁研究

随着我国竞技体育的不断发展,各种体育纠纷不断,其中以薪资争议最为典型,对此我国主要依赖非专业化的行政机关和体育组织的调解和裁决方式加以解决。目前我国缺失专业化的体育仲裁制度,现行的法律法规对竞技体育纠纷诉诸仲裁的规定流于空泛,相关实践的法理正当性亦有待确认。竞技体育薪资争议具备简明化、专业化、全球化特征,与我国政策走向高度契合,对其诉诸体育仲裁存在可能性。虽然我国短期内无法建立健全独立的体育仲裁制度,但可通过渐进式改革的方式,遵从我国法律创制由简入繁的体系思路,先行引入美国最终报价仲裁制度。从具体实践来说,最终报价仲裁制度本土化需上升至法律的层级,加强对程序的映射,引入合比例性测试。     

对奥运会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模式的反思

尽管现行奥运会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模式对解决奥运会体育争议纠纷起到了积极作用，并推动国际体育仲裁院(CAS)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领域的权威。但是，其强制性对运动员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和对运动员仲裁合意与意思自治的限制，以及对CAS自身瑕疵的异化作用，却使其在不断瓦解体育仲裁本身优势的同时，进一步成为影响奥运会体育仲裁和CAS正当性的负面因素。因此，通过在最大程度上去除“强制性”，即仅在特例中允许强制体育仲裁的存在，改良当前奥运会体育仲裁模式，便成为维护与巩固CAS和整个奥运会体育仲裁公正性、权威性以及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