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与福克纳的小说创作比较研究

余华与福克纳都是先锋作家,他们在创作的前期都曾有过对文学的探索和实验。在大胆的文学实验中,他们寻找着自我的创作原则,使现代文学的叙事艺术得到了充实。两位作家的创作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十分关注内心冲突,在创作中重视对时间的利用和创造,在处理创作与现实的关系上他们都找到了一条能表达自己的正确道路。对比余华与福克纳的作品,可以发现余华在对福克纳作品的借鉴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体系,并在不断的学习中进行着属于自己风格的开拓和创新。     

撕裂的痛——论余华的《第七天》

余华的长篇小说《第七天》展示了生命的撕裂形态。发生于亲近者之间的撕裂,以及人物自身不同程度的撕裂感,可以溯源到现实世界中的巨大裂隙。这种裂隙甚至以可怕的稳固性延伸到死后的世界。撕裂也对作品具有形式意义。《第七天》可以说是从撕裂的现实而来的撕裂之作,抒写了一种撕裂的痛。但该书对裂隙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平面化的倾向。     

余华的“文学记忆”与小说创作

余华所说的“文学记忆”是一种创造性记忆,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体现在小说的时间上以“圆形”方式呈现,并影响着很多小说的结构也呈首尾相连的“圆形”。第二个特点体现在小说中出现较多的“水”意象,即对“水”的不同意象,或从不同层面将其分成异质的部分来描写,或将其与相似或相反性质的事物相联系,便能从中发现某种新鲜的意思或感觉。     

从“生存论分析”探讨余华的《活着》

余华是中国当代先锋派作家的骨干,他的创作可以说与先锋文学的发展同步。他的作品始终呈现出“偏离以确立人的主体性为目标的新时期文学主潮,而表现为对人的存在属性的书写。”也就是说,在余华以前,中国作家对人的困境的关注,只停留在人的社会属性（如“伤痕文学”）和人的文化属性（如“寻根文学”）层面上寻找解决的方案。     

余华坦言自己与茅盾文学奖无缘

在乌镇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的几天里,除了四位获奖作家,被到场媒体、评论家提得最多的还有不在场的余华。余华的《兄弟》出版已经有几年了,但在媒体圈和评论界,这部作品依然还在被诟病。在不少人看来,《兄弟》丢了余华和中国文学的脸,没进入茅盾文学奖最终候选名单是理所当然。评论家李建军曾表示：“它（《兄弟》）没有入围很正常,这也是评委们客观、独立、负责评选的表现。”     

余华妙论写作的狭窄与宽广

余华在写作之前,曾经有过5年的牙医生涯,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有过相似的弃医从文经历的鲁迅、郭沫若。这只是一种巧合,余华喜欢上文学跟牙医经历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倒是跟大字报有关。余华说,     

人性的悲歌——《傻瓜吉姆佩尔》和《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之比较

<傻瓜吉姆佩尔>和<我没有自己的名字>这两篇小说同样是塑造了一个傻子的形象.而且均以行骗者/傻子(被骗者)/拯救者的模式,却铺就了两条不同的人生道路,造成了两位主人公不同的人生走向与结局.两篇小说将行骗者的乐、被骗者的悲及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拯救者的爱交织在一起,烘托出一个悲剧的主题,这是人性的悲剧,是生存的悲剧,也是社会悲剧.为了烘托出悲剧的氛围,小说中人物的身份被赋予象征性含义.两篇小说的作者在作品中均表现出一种悲剧的意识,但是因为作家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又呈现出一些不同:辛格的小说中的悲剧意识更为含蓄温厚,而余华的则显得辛辣直白.     

谈《活着》的距离控制艺术

《活着》独特、强烈的美感效果是同作者高超的距离控制艺术分不开的。小说总体上倒叙手法的运用和第一人称旁观者叙事视点的实施使故事同读者之间产生了时空上的距离感，这种时空距离的存在是小说美感的一个内在源泉。     

论余华作品的苦难意识

余华从先锋时的暴力苦难到后来的现实苦难,从对苦难的对抗态度到对苦难的消解,从残酷到温情。这其中的变化值得思考,本文从探索余华作品苦难意识的来源开始,逐步分析作品中苦难意识的变化及原因,从而揭示苦难的实质和产物。     

浅谈余华的先锋性

余华是先锋派中最有成就的一位作家。他以冷漠超然的态度在他的小说的叙事模式上所进行的大胆变革，颠覆了传统小说对生活的认知，开拓出了一个新的审美艺术空间。他审视人性之恶，展现人生苦难。他之所以取得那么高的成就，是因为他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和对现实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