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刑法中的共同犯罪与身份问题探讨

日本刑法理论对共同犯罪与身份的问题存在较多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共同犯罪与构成身份、共同犯罪与加减身份和共同犯罪与消极身份三个方面。从这三个方面来论述日本刑法中的共同犯罪与身份问题，能为我国的刑法理论提供借鉴意义。     

罪责自负原则——历史演进、理论根基与刑法贯彻

罪责自负是在刑法学的漫长历史发展中,由连带责任向个人责任逐步演进所形成的一条基本原则。立足于分配正义、现代人权观念、国家权力行使边界等理论根据,都需要对刑法连带、团体罪责说"不"。这其中既有法律之内的深刻法理根基,更有法律之外如社会管理创新、个人权利意识觉醒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然而,对现代刑法进行深入剖析,又可见在共同犯罪人的分类、部分共犯的中止、是否承认单位犯罪以及单位实施法定个人犯罪之处罚等问题上,罪责自负原则并未得到完全贯彻。刑法学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针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努力使刑法基本原则从总则到具体罪名、从学理研究到司法实践都得以充分的贯彻。     

受贿罪的共同犯罪问题研究

从我国目前贿赂犯罪的立法现状来看,包括受贿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单位受贿罪等多个罪名。但对于受贿罪共同犯罪的认定,实践中还存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受贿犯罪的有效打击和遏制。所以,笔者将对受贿罪中的共同犯罪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以期为共同犯罪问题的合理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论简单共同犯罪的既遂、预备形态

简单共同犯罪作为共同犯罪的一种，不但结构上有着特殊的形态，其犯罪发展过程也是变化多样的，多会因为犯罪主体的多元而造成停止形态的多样性．造成其定罪、量刑的困难。笔者主要对简单共同犯罪的停止形态进行理论归纳及深入分析，从而对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简单共犯停止形态问题进行简要的评价，分析其成功之处，同时指正其不足，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刑法》关于“上诉不加刑”原则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

“上诉不加刑”原则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 (尤其是共同犯罪案件中 )的几种特殊情况及对若干特殊案件的审理原则 ,建议对“上诉不加刑”原则中的几种特殊情况用立法的形式加以规定 ,可以提高审判工作质量及检察工作质量 ,对于法律的公正和严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污点证人”制度的思考

本文就“污点证人”这一当前刑事法律领域的热点问题，从理论诠释、现实探索、制度规范三个方面，逐一探讨了其在我国构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唐代刑法之首恶及其认定的影响因素

中国古代刑法之共同犯罪到唐代规定已相当具体,不仅将首恶与“随从”或“协同”者、“被逼”或“被驱率者”、教令者相区别,而且还依据共同犯罪中的不同地位、不同作用区别量刑。但是,法律离不开社会的土壤,在皇权专制的社会里,法律也被刻上了等级与宗法的标签。在唐代刑法中,影响首恶的认定因素不仅是主观罪过和客观行为的严重程度,还包括血缘关系和职务身份以及犯罪性质。     

共同犯罪非典型形态理论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的调查研究——以西宁市为例

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犯罪,这是对典型共同犯罪的认定。在社会生活中还有实实在在的非典型的共同犯罪形态,如缺乏合意的片面共犯、后行为人参与的承继共同正犯、主观上认识偏差导致的共犯错误,这些违法形态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情况是值得调查研究的。此外,从违法和责任的层面去论证分析共同犯罪,从而肯定上述非典型形态属于共同犯罪,为调研的进行扫清理论障碍。     

论雇佣犯罪的几个问题

雇佣犯罪是一种复杂而古老的犯罪现象,在司法实践中雇佣犯罪案件时有发生,然而对这种极具特点的犯罪现象,刑法学界在其概念、性质、刑事责任等问题上却仍然存在争议,而且司法实践中对其定罪处罚大都局限于典型的雇佣犯罪,忽视了其他样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的准确性和量刑的适当性。因此,本文拟从雇佣犯罪的概念入手,而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雇佣犯罪的性质、刑事责任及实施过限等实际问题,以期对司法实践有一定的帮助。     

共同犯罪中止形态探析

共同犯罪与犯罪中止是犯罪构成结构和犯罪过程中的特殊形态,二者并存时就产生了所谓的“共同犯罪的中止”问题。我国目前的犯罪中止理论是就单人犯罪而言的,实践中关于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往往引发颇多争议。文章通过借鉴和吸收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和折衷主义等国外共同犯罪中止理论的优点,得出相关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