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斗争与本土革命：冷战逻辑的解读——从《冷战与革命》看冷战史研究范式的创新

冷战史新研究不仅表现在多国档案资料的发掘和运用,更表现在对冷战本质及其结构性特征的再认识,其中包括研究视角的拓展和转换。从新视角着眼,冷战逻辑并不限于国际斗争的层面,而且延伸到各地区本土革命的层面,两个层面的"四维互动"体现了作为世界体系结构性分裂的冷战格局的本质。文安立的《冷战与革命》通过对冷战与中国革命互动关系的考察为冷战史研究范式的创新作出了贡献.但作者的理论思维尚待进一步厘清。     

近十年来关于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研究述评

在战后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中,台湾问题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了研究,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该问题的研究,在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多学科研究方法得到采用的同时,还存在着理论相对薄弱、专题研究不平衡等不足。     

第四点计划与杜鲁门政府在第三世界的冷战战略

第四点计划是杜鲁门政府提出的、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开发援助的政策,属于美国在第三世界冷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通过美国提供的经济、技术援助,帮助稳定非共产党政权,遏制共产主义的渗透;并确保这些国家以“民主方式”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为美国国内生产力拓展海外市场和原料供应,确保美国经济安全。     

冷战之源

二战后出现的美苏之间的冷战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实际上是以美、苏为代表的两种政治力量、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是美苏两极格局的斗争,是二战后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斗争。     

妈妈对我的"冷战"

每一个人都有考试没考好的时候,如果让爸爸妈妈知道了,几乎都是挨一顿打,或者是被家长骂几句,事就过去了.而我妈妈对我"教育"的方法你们谁也想不到,谁的家长也没用过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可把我苦死了.     

战后美国对日本战争赔偿政策的转换及其严重后果

二战后日美国家间战争赔偿经历了惩罚性的“拆迁赔偿”与象征性的“协议赔偿”两个阶段。战后初期，美国远东政策的战略目标是：彻底根除日本的战争潜能，使之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以“拆迁赔偿”的方式．强制日本把被指定的工业设备赔付给曾被日本占领和破坏的国家．重点是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以遏制苏联对东亚的影响。但随着中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变化和美、苏冷战的加剧，美国一改先前对日本打击的政策为利用和扶植日本，对日本的赔偿政策也转换为旧金山《对日和约》中规定的“协议赔偿”。美国对日战争赔偿政策的转换，严重损害了被日本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利益，使原来战胜国对战败国之间的惩罚性赔偿变为日本和索赔国之间对等的象征性协议赔偿，致使赔偿性质和赔偿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而导致战后日本经济重新对外扩张、军国主义重新复活、拒不承认战争加害和战争责任、战争史观日益右翼化、亚太地区形势长期紧张等严重后果。     

对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危机管理的探讨

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波折多变,危机四伏,大致经历了十个演变周期。产生危机的根源在于中美两国综合国力发展的不平衡和实力的不对称,因此,中美关系既有波动性,又有韧性。中国对美外交政策要在把握“韬光养晦”的前提下,加强对美外交的主动性,“有所作为”,攻守兼备,通过建立战略层面的危机管理机制、危机处理的信息沟通机制、危机预防机制等措施,有效地规避和处理中美两国之间的各类危机。     

冷战后美国的亚太战略与对华政策调整

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改变，美国的亚太战略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使其对华政策也做出相应的调整。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经历了一个由以遏制为主接触为辅向下接触为主遏制为辅助的过程。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是美国对中国战略地位认识的变化及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在对华政策上的竞争和力量消长。美国对华政策上的两面性特点成为影响冷战后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     

北约政治协商制源起的历史分析

北约政治协商制是北约成员国制定共同的对外政策，发挥北约社会职能的政治与军事联合实践，是北约建立和发展的基础，北约政治协商制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基础在于战后欧洲冷战格局的变化，但其深层的原因还在于新形势下欧洲的国际合作实践（欧洲安全防御政策），美，欧共同的社会思想传统以及美国扩张性，对抗性的外交战略和政策的巨大影响，北约政治协商制的形成是个动态的过程，在北约建立后不断发展，完善，北约政治协商制的基础充斥了不对等的力量对比，发展极不平衡，其政治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北约在两极格局中作用的发挥，削弱了其在冷战对峙中的地位，最终危及其存在。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安全外交论纲

主要由于冷战，地缘政治，意识形态诸客观因素，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安全形势十分严峻，但极“左”思潮影响下的外交的一些指导思想和具体做法也难辞其咎，当时中国的安全外交对策基本是成功的，具有浓厚的革命理想主义色彩的“支援世界革命”的外交政策目标对中国安全的影响是复杂的，不完全是消极的，在宏观，战略和间接的意义上及在很有限的程度上，该政策取向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