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思考与言说——从刘震云两部长篇小说的关联处论起

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在主题上是对《一句顶一万句》存在之思的延续。在《我不是潘金莲》中,刘震云以自己独特言说方式叙述了李雪莲及其他相关人物之间相互沟通的困难以及由此导致的个体在世界上的生存困境。此外,他还利用"序言"中与"正文"主题对比的反差与形式转喻,启发读者如何通过选择存在方式的途径来超越困境,实现自我拯救。至于他诱导的这种超然与关爱的个体存在方式在现实生活中能否行之有效,却还有质疑与商讨的余地。     

“王道”与“人道”--论《温故一九四二》的极权主义批判

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刘震云将焦点聚焦于一九四二年的河南大饥荒。通过对这段已被大众遗忘的历史的再书写,作者极力批判了“王道”、“正史”对民众的压迫和遗忘。在作品中,这种批判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对灾难的再现和对政府消极救灾的披露。在灾难的再现上,作者通过对宏大叙事的解构,指出三百万人的死亡,并非“天灾”,更是“人祸”。     

巴别塔能否重建——论《一句顶一万句》的存在主义诗学

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用语言建构的乡村史,是一部"去历史化"的乡土寓言,也是一部倾吐心灵孤独的"中国经验"史,一部底层中国人的言说史。小说由说话开始,把读者由日常的民间生活、家庭伦理引向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思考,拷问中国人生存之荒诞,而荒诞来自语言的不能交流,从而语言成了产生荒诞的根源,《一句顶一万句》进而促使人思考,既然语言是人的本质,语言能否交流,语言能否成为对抗"荒诞",寻找意义的利器。     

李春平与刘震云比较研究李鸿珍

李春平和刘震云都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作家,无论是在生活与写作的出走与回归方面,还是对于权力和乡土关系的探寻,二者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通过比较刘震云和李春平的创作机制与心理动机,挖掘在经历了经济转变和城市生活的洗礼之后,他们的本质诉说在哪里,创作之路究竟会走向何方,对于研究生长于农村、成就于城市的中国当代作家们具有切实的启示意义。     

尘界 魔界 天界(特约评论)

如果要选出2021年的最佳长篇小说,我会毫不犹豫地投《一日三秋》一票;如果要选出这十年的优秀长篇,我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一日三秋》。《一日三秋》对作者刘震云来说,是一个总结,也是新的开始,对新世纪文学来说,也是一个总结,同时也是开始;我在给《一日三秋》的推荐语中这样写道:"《一日三秋》融魔幻与写实于一体,是超现实主义和后现代成功嫁接的文本。小说植根于当下生活的土壤,植根于民间文化传说的支点,传递了中国神怪传奇的韵味,是十足的中国味道。     

“关系”中展开的存在之思——刘震云对当代文学反讽的超越

刘震云的反讽蕴含在他的日常“关系”叙事中。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面和心不和”、事与事之间的“芝麻变西瓜”以及人与自我的“说得着”与“说不着”。“面和心不和”以事实与表象的对立凸显贫困、欲望、权力(秩序、规则)对人的奴役及造成的悖逆存在状态；“芝麻变西瓜”展现出世界的荒诞本质；“说得着”与“说不着”则以“反讽式自我”观照个体心灵孤独。这一反讽显然超越了修辞与叙事层面，是典型的存在论视阈中的反讽。它凸显着作家对悖论式存在状态的否定与批判，对荒诞的体认和对自我精神的召唤，是作家反讽精神的体现。刘震云的反讽拓宽了中国当代文学反讽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