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厚重

多年来,周先生每有新著,总会送我一本;而我每收到后,一定会认真阅读,并推荐给友人和学生,有的书如《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在海外讲学时还曾作为教材或教材参考书使用。这主要是因为周先生的几乎每一部书或每一篇文章都有相当厚重的学术分量。     

发掘“闯”的精神——读《闯关东》

对于闯关东这场世界移民史上规模最大、最悲壮的移民运动,中国太缺少关注的目光。从清朝初年至解放前,迫于生活和政治的压力,一批又一批关里人为了生存和发展,背井离乡,到荒凉的关外谋生,这一持续三百多年的移民运动规模浩大,先后有四千万子民或游历或扎根于东北大地。它影响深远,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写下壮阔的一页。可能有社会和历史学著作零星地反映了这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但始终没有一部生动再现这种庄重、宏阔、超迈精神的长篇力作。《闯关东》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并且以其黄钟大吕般的高姿态提出了"闯"的精神,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留下了一部为人津津乐道的文学作品,也昭示着一种文化被重新发掘与重视。     

20世纪鞋子的简史

我们脚上穿的鞋子,是压抑、痛苦、美丽、创造力的载体,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我们的性格以及对生活的态度。鞋子的演变和社会文化、性别、财富、地位的发展息息相关,并呈现出一些美好奇妙的时尚潮流。本书娓娓道来鞋履发展历史,体现了女性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是如何逐步被鞋履塑造的。     

如何在职教教材的市场角逐中获胜

2005年对以教材产品为主的出版社来讲是冲击较大的一年.随着小学和初中在校生人数分别于 1997年和 2003年达到峰值(分别为 13 995.4万和 6690.8万)后数量的减少,以及中小学教材招标、循环使用等多种制度的出台,中小学教材及教辅图书品种数量明显供过于求,中小学教材教辅图书市场进入了微利时代.与此相比,职业教育形势却是一片大好.     

传教士与华洋义赈会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闭关锁国政策的终结，基督教传教士自西徂东，进人中国。尽管最初的几十年教难不断，但传教士在华人数仍然不断递增。基督教新教传教士1901年只有1500人，1914年增至5400人，1919年更达到6636人，其中美国在华传教士人数就达4500余人，占60％多。天主教传教士从1901年的1075名，增加到1920年的2000余名。传教士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将赈灾作为其事业的一部分，将近代西方救济思想和理念传到中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民间救济事业的发展路向。华洋义赈会（全称“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就是新教救灾思想主导下的产物。它诞生于风雨如磐的20世纪20年代初，终结于40年代末，是由传教士与中国社会新兴力量联合筹设的一个专业性救灾组织，最盛时影响遍及全国16个省，设立地方分会、事务所、赈务顾问委员会17个，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民间性救灾组织。     

中国广播媒介的产业管理与创新空间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广播媒介接连受到电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的冲击，而报纸．户外广告等广告载体的发展又让商业广播赖以生存的广告收入锐减。不过，广播媒体并没有在新媒体的冲击下束手无策．通过充分拓展其媒介特征，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广播业在当下纷繁复杂的媒体行业中找到了新的位置，迎来了又一个发展高潮。     

副刊:做新做强正当时

副刊,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引领大众文化的辉煌、90年代删减让位于新闻版面的黯淡后,在21世纪初,又重新成为报纸的一大聚焦点。因为市场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删减甚至撤消副刊,并无助于提高报纸的销售量。相反,自成风格的副刊和对焦点问题的深度报道一样,永远是体现报纸含金量的     

网络新闻标题的制作技巧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新浪、搜狐、网易、新华网、人民网等国内重要网站的崛起，网络新闻开始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网络传媒的虚拟性，网络容量的无限性，致使大量的新闻信息通过互联网爆炸式地早现在人们面前。在大量新闻信息中，网民如何找到自己关心的新闻和信息，网络编辑如何使自己编辑的新闻和信息吸引网民的“眼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网络编辑的标题制作水平。     

透视中国特色的调查性报道

一调查性报道（1nvestigative Reporting）源于二十世纪初在美国轰轰烈烈展开的黑幕揭发运动，更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普利策倡导的社会改革报道。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调查性报道趋于成熟，并产生了“美莱事件”、“水门事件”等重大社会问题的调查性报道，1975年由一批富有经验的记编辑发起成立了“调查性报道记编辑协会”（IRE），负责具体组织、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出版史研究的回顾

《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在20世纪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先后出版,距今已有四五十年之遥。关于对这部名著出版史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难度,因为当年直接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多已离开人世。据今年已八十九岁高龄的老出版家王仿子同志回忆:“1949年6月,我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调到出版委员会,任印务科科长。那时候新版《毛选》的排版、校对工作正在进行。出版委员会主任黄洛峰对这部伟大著作的出版工作慎之又慎,制定了一个严格的保密制度,只允许少数人接触这项工作……这项保密制度使现在的调查工作十分困难”,因为当年“直接经手这项工作的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