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天、地、人”三网协同的“导学”教学模式的研究——导学实验区教学模式研究之一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综合网络 (即“天、地、人”三网协同 )的“导学”模式的理论和现代远程开放学习的解决方案 ,重点探讨了处在边远地域的基层电大如何突破传统的教育观念 ,充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 ,建立基于综合网络的“导学”教学模式     

广播电视理论创新暨《中国广播电视新论》出版研讨座谈会召开

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学术部和北京电视台研究室共同主办的“广播电视理论创新暨《中国广播电视新论》出版研讨座谈会”。1月28日在京举行。来自中广协会、北京广电局、北京电视台、《中国广播电视新论》部分作者及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媒体第一线的40余位领导、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广播电视创新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并就《中国广播电视新论》的体系框架、理论观点．学术水平及相关问题发表了意见。     

一位严谨认真的学者型编辑家——何其芳

提起何其芳,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享誉文坛的诗人、作家和理论建树颇丰的文艺理论家,其实,他也是一位从事了多年编辑实践活动的严谨认真的学者型编辑家。长期以来,人们从作家和理论家的角度对他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但对于他在编辑出版活动中所做的种种努力却少有问津。鉴于此,本文在梳理何其芳编辑出版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试对其编辑思想做一简要评析。     

警惕低俗新闻的“破窗效应”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詹巴斗曾做过这样一项试验：他找来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一辆停在比较杂乱的街区，一辆停在中产阶级社区。他把停在杂乱街区的那一辆的车牌摘掉，顶棚打开，结果一天之内就被人偷走了。而摆在中产阶级社区的那一辆过了一个星期也安然无恙，后来，詹巴斗用锤子把这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结果，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它就不见了。后来，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依托这项试验，提出了“破窗理论”。     

论“信息所指”“信息所指对象”和“信息能指”的认识论价值

“信息所指”、“信息所指对象”、“信息能指”以及“信息能度”等概念不仅可深化对信息的理论认识,甚至可解决哲学认识论中的重大问题。信息所指即信息自身并不是信息所指对象。生命体的信息能力尤其是信息能度不同,面对同一信息所指对象会形成不同的信息或不形成信息。“信息能指”即“信息能度”的现实表现,它是“可知”与“不可知”之间的理论边界。而且不同生命体的这一边界并不相同。“可知论者”和“不可知论者”的共同错误是漠视了这一边界的存在。     

每月视窗

为了紧密追踪新闻传播与媒体发展的最新理论和前沿实践动态，扩大信息容量，拓宽关注视野，增加理论内涵，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从这期开始，我刊特推出“每月视窗”栏目，为传媒同人快览快知业界新近发生的现象、问题和理论探讨的观点，开启一扇小小的信息之窗。     

中外文件生命周期划分依据研究引论

件生命周期理论主要是研究如何根据件作用、价值的变化引起的存放方式、管理方式的改变而对件运动阶段进行划分。综观档案学界对件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成果．其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件生命周期的划分阶段和划分依据方面。     

档案犯罪的种类、对象和主体

档案是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别。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纪录。档案这种重要的历史记录，历来是刑法的保护重点。然而在理论和实践中，人们对于档案犯罪的种类、刘象和主体等问题却存在大量争论，本不揣冒昧，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简单的讨论，以求教于兰台同仁。     

被经验的中介和被中介的经验——从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看传播学在中国

本文以国外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作为视角,考察了欧美传播理论话语在中国的诠释和变异,研究了西方客观经验主义的大众传播理论如何被潜移默化地等同于传播学的过程,同时以《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为例,对我国目前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应该进一步开阔视野、注重研究范式、重新思考传播理论的教学与应用。     

漫谈编辑学的群体研究

纵观时下的编辑学著作，无不将编辑一般理论和实际编辑工作作为主要表述对象。任火先生的《编辑独语》（以下简称《独语》）也提到：编辑学的位置就是多维交叉点上的应用学科，应用是编辑学的基石，应用是编辑活动的根本属性。然而《独语》还在应用研究中让人感到一种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