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望月的精灵

中秋节最早起源于古代的祭月典礼。古时候，每年春天播种前要进行“春祈”活动，以祈求土地神赐予五谷，到秋季八月旬，正是收获的季节，要拜谢土地神，这就是“秋祀”。秋祀是一种仪式，不仅要拜土地神，还要拜月神。因为古人认为五谷丰收离不开月亮，如果没有月亮赐予露水，没有月亮圆缺以计农时，丰收也是不可能的。据《礼记》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意思是，天子在春天祭曰，在秋天祭月；祭日在早晨，祭月在夜晚。可     

谈烈士档案的管理

褒扬革命烈士工作的内容之一就是收集、整理、陈列革命烈士的史料和遗物，宣传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献身精神和高尚品质。多年来，各级民政部门通过抢救性工作，收集和整理了大量的烈士史料，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据统计，通过利用烈士史料全国民政部门共编纂出版了褒扬烈士的书刊音像制品300多种，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这些不可多得的革命传统教育教材，对于宣传和颂扬烈士，弘扬他们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起了重要作用。     

南图信藏四种稀见明代方志考述

明代方志。在方志编纂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方面，较之前都达到了新的水平；特别是其史料价值极高。包含了明之前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丰富资料，加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客观因素的影响，明代方志流传下来的也极为稀少，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有其广阔的开发与研究前景。笔者仅就馆藏流传极少的几种稀见明代志书，作些披露与研究，其原始史料价值、文献版本价值。以望对明史研究、明代方志的整理、开发与研究等有所裨益。     

保存在国外档案馆的有关浙江细菌战的几则史料

日军在华有组织、大规模地开展细菌战应始于浙江.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上,浙江是受细菌战影响持续时间最长、受害面积最广、受害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留存至今的细菌战档案十分稀少,这给人们的研究和战后诉讼都带来许多的困难.上世纪80年代,人们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了8000多份解密开放的日军细菌战档案,在英国等档案馆也发现一些历史文件,这为人们研究这段历史、解开历史疑团、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红军长征途中击落五架敌机

中国工农红军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不但要与地面上围追堵截的敌军作殊死拼杀，而且还要与空中骚扰轰炸的敌机进行斗争。尽管红军的防空武器极其简陋，但仍在战斗中先后击落过多架敌机，其中有确切历史记载的是5架。     

谈档案和报刊

档案和报刊，同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文革”前，档案资料整理出版较少，也没有象《历史档案》、《民国档案》那样的专业性期刊。就“戊戌变法”来说，195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仅辑录了少量奏稿和附上《故宫博物院所藏有关戊戌变法的奏折原稿目录》45件，1958年，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有《戊戌变法档案史料》②，分综合、荐举新政人才等项目，载有大量奏折，     

中国古代的档案库

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能够流传至今，除得益于文字记载而外，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中国人民视对档案资料的收藏和保管，中国封建社会得以长期延续也与档案工作的严密有关系。历代皇帝无不从历史典籍中吸取统治经验和教训，同时也将自己的功过得失记录在案．加以编篡、收藏，供子孙后代参考．借鉴，即使是近代国家领导人．也从几千年的史书典籍中领悟治理国家的道理和方略。     

侵华日军在滇举行史料选编

国际公法，凡两国交兵，攻城夺地，除战场上、火网内，采有效射击，减少对方火力，争取胜利外，于无武力之民众及俘获官兵，均应保护，并组织红十字队，救济伤亡，一视同仁，不分敌我。盖战争者，不过两国政见之不同而有之冲突，意在达到战争之目的，非以多所杀伤为快也。日本素号东亚之文明国家，当知国际间之人道主义。     

夏禹与“宛委图书馆”

文章所说的“宛委图书馆”是早在虞夏时代设立在绍兴宛委山上的一个远古“图书馆”，它距今至少已有4000余年。东汉赵晔《吴越春秋》记述了夏禹在“宛委图书馆”中“案金简玉字”而终“得通水之理”的故事。这可以说是“文献资料服务于社会实践”的一条最早例证。尽管这座初具雏形的远古“图书馆”蒙着一层神话色彩，但它对图书馆史的研究仍然是有一定史料价值的。     

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史构建的史学路径

中国经济史研究在历史学与经济学之间存在张力,如何推动两学科的研究者形成有效的对话与合作是其发展的重要课题。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的兴起有着史学和社会科学两种发展路径。中央研究院社会所、史语所和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是史学路径的代表。他们秉持史料为重的理念,将中国经济史研究引向实证化的路向,具有历史学的自律意识和学科自觉。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史学路径并不排斥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而是将统计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方法引入具体研究之中,以历史学的研究实践来检验社会科学理论的适用度。民国时期的这一幕学术史表明,经济史研究首先是历史研究,必须接受历史学的最终裁决。历史学者和经济学者应在尊重史实、遵守史学纪律这一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实现对话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