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国家利益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

为了达到利用中国战场捆住日军手脚的目的,苏联通过外交关系影响国民党,通过共产国际影响共产党,促成中国国内两大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抗战前期的主要支援国,苏联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民党挑起大规模内战的企图,对维护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积极贡献。但苏联为了本民族利益,过分看重国民党,甚至要求中共以妥协退让来维持统一战线的做法使中国抗日有生力量遭到重大损失,妨碍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权力结构运作与权力重心的转移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中央权力结构重心遽失,权力斗争骤然加剧。结果,胡汉民“失却了把握中的国府主席”。中央权力结构重心遂由胡汉民移向汪精卫。8月,“廖案”以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地位暴升,中央权力结构重心再由汪精卫移至蒋介石。蒋介石意外地成为中央权力重组的最大赢家。中常会成为新的党权核心。这是党权内争、党权与军权博弈之结果。     

人民解放战争：大战略成功运用的典范

1946年6月底，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凭借自己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妄图在短时间内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面对优势敌人的进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运用人民战争形式，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就摧毁了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夺取了全国的胜利，创造了成功运用大战略的典范。     

抗战前的中国青年党与国民党

在近代中国三百多个大小政党中，中国青年党与国共两党一样，有完整的政党纲领和严密的组织机构，并以在野民主党的身份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叱咤风云一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训政”制度最坚决的批判，并为此与国民党两展开了激烈的争斗。那么青年党与国民党关系又是如何演变的?到底是怎样走到一起的?本拟就此做一初步考察，以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青年党，了解近代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轨迹。     

段祺瑞控制的参战军问题研究

民国初期,政局混乱,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成依附于不同帝国主义的三大派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为了维持北京政府地位和全国统一,不惜出卖国家利益来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和军事的支持下,段祺瑞编练了一支私人武装:参战军。参战军的编练不仅仅凸显了皖系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关系的亲密,更在客观上刺激了段祺瑞武力统一全国的梦想,但参战军的编练也引起其他派系军阀的不满。皖系军阀对于参战军问题的处理上也没有与其他军阀达成一致,最终直皖战争爆发,参战军(边防军)被打垮,而自诩与日亲密的皖系政府也彻底失去了掌握政权的资格。     

有这样两种历史现象

有这样两种历史现象，值得人们深思。 其一，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国，甚至实行白色恐怖的时候，抨击这种专制统治、揭露蒋介石真实面目的文章（包括鲁迅的杂文以及鲁迅风杂文流派和野草杂文流派的杂文），能够频频见诸报端，而在“文革”时期，却难以有任何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声音在任何传播媒介上出现。是不是“文革”时期的专制更甚于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统治？     

中国地空导弹部分揭秘

新中国诞生后，获取中国大陆的战略情报成了美国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53年，国民党空军情报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驻台湾的机构编成了一个三十四中队，用来对中国大陆进行低空侦察。由于低空飞行不断遭我军击落，迫使美蒋增加了昼间高空对我侦察的机种。到了50年代中后期，就逐步演变成了以高空侦察为主的方式。     

武汉会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军事共识与分歧

武汉会战时期是国共合作抗战御侮的高峰。在这次会战中,国共两党在要不要全力保卫武汉、武汉会战前景如何、武汉会战是持久消耗还是速战速决及对会战失败如何评价等问题上形成共识;同时又存在全面抗战路线和片面抗战路线、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作战方针及运动战和阵地战作战形式等方面的分歧。国共两党军事上的共识和分歧源于双方共同的民族利益和不同的阶级利益。双方以民族利益为重,求同存异,共同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壮歌。     

先遣渡江侦察连

20世纪五十年代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渡江侦察记》影片，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前夕，派遣侦察连偷渡长江天堑，深入敌后，侦察国民党军沿江布防的军事部署，为我军渡江作战提供可靠的情报。影片曲折、惊险的情节，主人公班长吴老贵老练沉着、机智勇敢的人物形象，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回想起来，勇士们偷渡的艰辛、“神兵天降”敌后的胆略气魄仍在脑际里萦绕。     

元明时期居庸关方位考

如今提起居庸关,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来中国者必到长城,到长城者必去居庸关,居庸关已经成为了北京文化旅游的金字招牌。居庸关如此受到游客的青睐,得益于其悠久漫长的历史文化。居庸关早在上古时期便是"天下九塞"之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是北京的一道天然军事屏障。元代,北京正式成为了全国的首都,居庸关的军事地位显著上升,驻守了精锐的侍卫亲军。明代,为防止蒙古人南下,屡次修固居庸关,使其成为铁桶山河。清代一统宇内,居庸关军事地位下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最终成为了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