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谚语折射出的“酒文化”内涵及其国民性

由于受生活环境、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及社会规范等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酒文化"呈现出各式各样、风格迥异的民族特征。独特的自然风土和东亚大陆若即若离的人文历史,形成了日本民族高度发达的审美意识,包括对"酒文化"的独特见解。文章从日本酒的起源入手,挖掘日本"清酒"名字由来,探究日语谚语中的"酒文化"内涵及其国民性。     

国民性改造视野下人的发展及对教育的诉求

对国民性进行改造,归根结底是对人进行改造。针对目前国人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应有针对性地培养和加强其诚信观念、自律觉悟、创新精神、公民意识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品质,去除国民劣根性,促进其内在素质的提高。在对人的改造、发展过程中会对教育产生一系列的诉求,要求在教育中做到"两个加强"与"两个转变",促使教育朝向更有利于人发展的方向改变。     

心灵停滞的“异教徒”——19世纪晚期上海英文外报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生产初探

19世纪晚期在上海出版的《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晋源西报》(Shanghai Courier and China Gazette)与《上海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等英文外报,以其有关"中国国民性"的评论与报道为研究对象,考察英文外报中国国民性知识话语的生产机制,梳理与分析这种知识话语所呈现的媒介图景,探究这种知识话语生产内在逻辑、价值立场等问题。     

凭心灵选择

正如每一条大道总有许多岔路,每个人在一生中总会遇见不少抉择的关口。是啊,许多事物需要选择。形而上者,如鲁迅为改造国民性而弃医从文;形而下者,如张爱玲所说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之选。一条道路固然单调,但有时候,太多或太难的选择未尝不是一种痛苦。这种痛苦,是心灵的痛苦。     

春秋战国武士的品质对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的启蒙

春秋战国时期,士的性质逐渐由武士或文武不分向文士转变,至战国中晚期形成了一个固定的阶层并成为"四民"之首,"士志于道"是他们独立人格的象征。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梁启超以国家主义的视角重新解读了这些游侠的武士品质,日本的武士道与斯巴达民族精神中重复仇、惜名誉等相异性的人格特质,也就成了梁启超改造中国国民性的重要启蒙思想来源。     

浅谈沈从文《边城》中的情、景、理

以《边城》一书对湘西世风的展现和人性庄严的刻画为切入点,从情、景、理三个维度探究沈从文以构建人性"希腊小庙"的方式对国民性进行的反思和批判。与鲁迅等人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不同,沈从文则试图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完成对国民性的反思。可以认为《边城》是一部人性诗学、更是一卷展现中国事理人情的文化地图。     

从中西文化比较中追求社会变革--从郭嵩焘到梁启超

晚清时期,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郭嵩焘和梁启超都在寻求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进行了中西文化的比较和融通。二人虽处于不同的年代,但在中西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和国人道德整肃的比较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近似的观点,这推进了中西文化比较和社会变革的进程。他们的中西文化比较就内容而言,呈现出由浅入深的趋势;就比较方法而言,呈现了由简到丰的特征。这反映出了近代中西文化比较和社会变革逐步深入演变的轨迹。     

国民性缩影

小饭店,两个外国人坐着吃面条。邻桌,一个醉汉破口大骂洋人和洋奴。外国人吃完了,回头向醉汉借打火机,醉汉立刻住口,送上打火机。外国人走了,醉汉冲着背影啐了一口唾沫,又开始骂。刚才是骂洋人有钱,现在是骂：“他妈的,两角钱吃一碗面条,还不如我!”     

老舍与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差异性分析

老舍与鲁迅因受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国民精神构建、国民劣根性根源分析以及国民劣根性批判方面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点。本文主要从文化角度分析老舍与鲁迅小说中关于国民性格的塑造与批判,阐述国民性和文化之间的关联性,为国民性改造提供参考依据。     

国民性视域下的教育变革与人的现代化

近代国民性批判和改造思想旨在为中国现代化指明道路,而社会的现代化离不开人的现代化。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与揭露反映了国民社会心理预期的变化,教育变革承载了社会改造与人的改造的历史使命。当前我国教育变革正受全球化的影响,利用西方的话语体系制定教育政策,缺乏本土化的改造。要培养具有批判和传承精神的现代中国人,教育变革必须寻求全球化与民族化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