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流动视角下的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评《文学与地域文化变迁》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人的到来也影响和塑造着一方水土的文化面貌。人的迁移成为一个时期文学现象和地域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文学与地域文化变迁》一书以“变迁”“变动”为主题,系统考察了人口迁移流动对一时之文学、一地之文化产生的影响,视角全新,解剖深刻,是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优秀成果。     

刍议唐太宗“崇王”与唐初科举取士

王羲之书法作为两晋以降士族身份的象征之一，是以书法为纽带的唐太宗君臣追求个性解放的方法之一，并被太宗作为推行文治的一种手段加以提倡，使其得到了空前的推广和发扬。高宗至玄宗诸帝以此为契机，把书法发展为科举取士和官吏铨选的重要标准之一，使其从单纯的艺术上升到政治的层面，对唐代政治及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魏统治者与汉姓士族在汉化改革过程中的两我选择

北魏作为一个由拓跋鲜卑民族建立的政权,对中国中古史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北魏政权能够形成这样的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也是根本性的一点,是北魏统治者能够根据统治形势的变化,适时的进行了汉化改革。在北魏具体推行汉化改革的过程中,拓跋鲜卑统治者与汉姓士族的互相选择,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本文即从拓跋统治者和汉姓士族两个方面,分别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     

书香门第:江南士族门阀的文化隐喻

门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其依赖的社会形态、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士族家族等方面。新时期魏晋士族研究的成果还是保持着一定数量和质量,仇鹿鸣沿用政治集团分析学说,对士族门阀的文化转型进行了新的考证,视野相当灵活。士族门阀与书香门第有着文化隐喻关系,从中国文化内在演进理路分析,书香门第已经成为士族门阀在江南的文化隐喻,从士族门阀到书香门第是一种向文化本真状态的回归,这涉及古代文化从原生到发展过程中认知模式的投射,能够加深我们对自身国家和民族文化发展和特征的了解和认识。     

从谢氏家族文化的改变初探南朝士族门阀制度的衰落

南朝时期,陈郡谢氏家族文化在玄学传统之上进行微调,形成了“家风之变体”。此“变体”之“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吸收儒学为应世工具,对家传玄学中的“情、礼”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第二,吸收法家治国方略,使谢家家族文化向多元化发展;第三,家传玄学的主要表现形式由不拘礼法、狂放不羁转为“止足”内敛。然而,究其原因,南朝士族门阀制度的衰落是谢氏家族文化改变的根本原因,而家族文化的改变又反映着士族门阀制度衰落的历史现状,且二者时间点吻合。因此,谢氏家风之改变并非偶然,其后透露着士族门阀制度衰落的末世之音。     

北魏鲜卑八姓之嵇、奚辨

北魏孝文帝定代人姓族之举,在北魏发展史上是一件极重大的事。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前后,都有改定代人姓族的事实。而在这一过程中,改鲜卑勋臣八姓中纥奚之奚为嵇的事例,看似个案,却具有普遍的意义。表明孝文帝在推行汉化改革过程中,不止一次改定代人姓族的史实;表明孝文帝对汉四姓认识的逐步清晰和门阀观念的增强;表明在这个过程中皇权力量的人为干预,即君主的力量可以按历史发展的变化,重新编排他们的次序、改变他们的姓氏。     

门阀士族的文化特质与寒人的兴起

南朝寒人势力在政治上的兴起,文化素养和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是其重要因素。自永嘉之乱,来自北方的门阀士族大多迁徙到江南地区,北来门阀士族对江南地区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江南地区文化取得长足发展,寒人也从中受益,南朝寒人兴起也正是门阀士族对江南地区文化开发的重要结果之一。     

钟嵘生平三事考释——兼论《诗品》的撰写动机

《梁书·钟嵘传》、《南史·钟嵘传》等文献皆详载钟嵘上书齐明帝、上书梁武帝、撰写《诗品》等事件。可见此三事在其生平行事中必定占有重要的地位。只有结合相关史料考释钟嵘两次上书的始末原委,才能看出事件背后的思想,即对于士族利益的维护。这是由南朝社会特殊的时代背景决定的。同时,由于齐梁之际五言诗已成为最重要的文化资本,故钟嵘撰写《诗品》表面上是为了给年轻的士族子弟在五言诗创作上提供"准的可依",然究其真实动机,很可能是为了更好地占有这种文化资本,进而维护士族在文化领域的优越性。只是与两次上书相比,钟嵘维护士族利益的思想在《诗品》中是一种隐性的存在,然殊途同归,二者在本质上并无不同。     

两晋之际吴兴沈氏考

吴兴武康沈氏是南朝最为活跃的南方土著家族，而其势力之崛起则可溯源至两晋之际。由于三吴文化高门在亡国后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从而为地方土著豪强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沈氏即在此时借其他豪强相互残杀之机登上了历史舞台。     

琅琊王氏与齐、梁、陈三朝政治之关系

由于刘裕对门阀士族政治的限制，故刘宋以后琅琊王氏成员之政治生活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随着门阀士族政治在朝廷政治中的逐渐淡出，因此不同朝代君主之政治理念，也便成为影响这些士族子弟参政的重要因素，加之齐、梁、陈三朝易代频仍，这样就更需要琅琊王氏之成员对不断变迁的社会政治作出适应性的选择。虽然齐、梁、陈三朝以后琅琊王氏之后人靠其祖宗之基业在朝廷政治中均有不俗之表现，在伦常婚姻方面也有与皇室通婚的情况，但此时琅琊王氏之出世入仕只不过是作为朝廷政治之点缀，已经失去以往士族群体与朝廷政治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