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里的扬州教案

从鸦片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中国共发生反对西方传教士的教案1600余起,其中较大教案400余起。江苏是教案多发区之一,仅在扬州一地就先后发生了三起影响较大的教案。笔者曾长期在历史档案里寻觅,试图勾勒出这一历史事件的轮廓。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依仗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入内地自由传教”特权,重返“江南”,疯狂向该地区扩张教会势力。扬州地处长江与大运河交汇处,经济文化较为发达,法国天主教士急于在此处寻找立足点建教堂。1866年传教士雷?骏不顾扬州知府“不准私相租赁”的禁令,偷偷在辕门桥三义阁租屋建教堂。次年,传教士金…     

从新史料《圣教新条例》看潞安天主教教会婚俗变异

《圣教新条例》是记载山西天主教潞安教区最原始的史料,较为详实地描述了近代化过程中潞安地区天主教会的发展与变革。在教会婚俗方面,传承地方婚俗与传统的同时也对当地长期存在的陋俗和恶习进行了一定程度变革。教会婚俗变革对吸引非教徒入教和改良当地风俗有积极意义,对促进地方社会近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乡土中国耶儒文化记忆——清朝天主教世家分书序言研究

以一份清代天主教世家分家文书序言为文本,通过田野调查,搜集了家谱、照片、碑记、方志史料、口述史等文本,唤醒耶儒文化在该村相遇后积淀百年的文化记忆,透视中国农村天主教信仰和儒家思想的交织。序言追溯了艰难的创业史、家庭世系构成及分家缘由,也显示了父家长衍用"诸子平分"和"托亲凭族"的分家原则和方法,为儿孙析产分家,并以融合了传统家礼和天主教教诫的家训导之。父家长"累世而居"、"父子一体"的愿望,无法阻碍"树大分叉"的家族瓦解。在本不需要书面契约的血亲之间,分家人以分书契约形式传承家族信仰与传统文化。分家形式上是家产的分割、门户的独立,但精神上是家族文化的一脉相承,分书具有文化遗产的意义。     

清初天主教的“补儒绝佛”——以1686年《丙寅会课》“辨持斋”为例

以清初南京天主教学校十六位学生关于佛教持斋的作业为例,分析清初天主教与儒、佛之间的复杂互动。这些作业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不是从天主教而主要是从儒家人文主义视角去批判佛教。这反映出天主教学生受儒家古典教育影响较深,使得他们的文章更有可能跨出宗教语境而进入士大夫的话语圈。这一思路传承了自利玛窦以来的“补儒绝佛”之策略。学生们的作业在很多方面掩盖了天主教与儒家的差异,如果这种差异被揭示出来,儒家士大夫可能会以同样的文化保守主义排斥天主教。     

明清间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与俄国传道团之比较——时间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下限

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与俄国传道团有其相似之处即都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欧洲汉学的发展,但两者更多的却是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两者来华的背景与目的上,两者在华事业的进展与结果上,两者来华人员的个人意愿、整体素质、地位、待遇及成员构成上等.     

悖论中的妥协——读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

身兼学者和神职于一身的约翰·多恩一方面深受家庭传统的熏陶,在内心深处打下宗教的烙印,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一方面为了实现自己的世俗野心而背叛天主教,皈依英国国教,一方面又为自己的改教行为陷入深深自责;他一方面肯定人的情欲,追求肉体欢愉,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反省自我,祈求救赎。这样一种自我肯定和自我弃绝的矛盾贯穿了多恩生活的始终,也正是在对这二者的妥协中诗人实现了情爱与宗教的统一。     

试论马丁·路德中晚期反对天主教的斗争

路德中晚期的宗教改革活动虽然与社会下层群众的宗教改革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但他继续并加强了对天主教的斗争,最终实现了与天主教的完全决裂.他中晚期在与天主教的斗争中,也坚决捍卫了"因信称义"的原则.     

对欧洲中世纪晚期天主教改革性质的理论思考

关于欧洲中世纪晚期天主教改革的性质,国内外学术界尚未作明确界定,澄清这一问题对研究天主教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天主教改革性质的"双重归一性"观点,认为天主教改革的性质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既是自身内部的改革,也是反宗教改革(反对新教各派的改革),双重性是封建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封建性是天主教改革最根本的性质.     

澳门与明末清初的传教活动

明末清初，传教士在远东的传教以澳门为中心。以耶酥士为主的传教士为中国传播天主教，历尽艰难险阻，克服交通、语言和文化习俗等许多困难，采用以儒传教的方式和利用西学、西器和西艺等各种方法终于打开了中国的礼教之门，在传教过程中，澳门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宗教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礼仪之争引起禁教之后，澳门又成了维系宗教存在的最后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