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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莒南县的拔地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运动中的一个特例分析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张学强 《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4,26(5):46-51
莒南县是抗战初期开辟的革命老区。特殊的土地占有和租佃方式使莒南农民各个阶层在土地使用上产生了极大悬殊,富农大量租入土地,采用雇工进行农业规模经营,广大贫农耕地极其缺乏;在减租减息运动中,莒南发动了拔地斗争,将地主大佃户的土地拔出分租给贫民耕种;拔地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贫民生活,但却沉重打击了初具规模的富农经营,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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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广 《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13,(6):40-47
新富农是根据地时期在中共领导下产生的新生阶层,这一原本经济发展的新生事物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内容。在革命话语的表达下,新富农经历了由革命者到被革命者的身份转变。以新富农为话语分析媒介,通过其命运的转折,探讨他们身上所呈现出来的革命话语表达,可深入理解中共农村革命过程中的诉求变化和策略运用,以及在这一历史变迁中所折射出来的个体无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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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卉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6(4)
苏联特殊移民政策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为了消灭全盘集体化地区的"富农",为了开发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为了向林业、渔业和采矿等工业企业输出廉价劳动力,联共(布)中央实施了特殊移民政策.被划为二、三类富农的农民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和土地,强行迁移到偏远地区,成为首批特殊移民.从1930年初到1933年5月,大规模特殊移民行动共持续4年,其间掀起两次高潮.特殊移民的迁移和安置进行得十分匆忙,条件极其艰苦,其悲惨命运是全盘集体化时期苏联农民的缩影.联共(布)中央希望利用特殊移民的劳动力加速经济体系现代化,但是特殊移民在暴力强制下进行的"半农奴"式经济活动不但没有带来可观的效益,反而造成亏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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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一上任,就立即着手制止肃反扩大化。同时,还迅速纠正了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当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土地政策已经在苏区传达,但邓小平强调不能侵犯中农利益,也不要过分打击富农。1932年,邓小平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后,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继续抵制“左”倾错误路线,为当时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所不容。2月23日,《斗争》第三期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1933年春,邓小平调到位于宁都县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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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光荣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6):25-29
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富农属于农民的范畴,是农民阶级的一部分,但有其自己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对富农阶级的认识及政策的制定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富农阶级的性质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不同的政策,由限制富农、到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财产、再到中立富农、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探索求真的精神,从而正确地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中一个难题——富农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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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沿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成功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从农村合作化起步的,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也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可以说,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革命、建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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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前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6):65-71,77
西北苏区经济工作继承了中央苏区合作社经济的积极成果,有效维护了财政体系的完整和良性运作。随着长征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西北苏区的经济工作较中央苏区有一定程度的调整。但是富农政策的调整并不意味着阶级路线的放弃。正是由于对阶级路线的坚决贯彻,党领导苏区军民积极开展春耕、夏耕生产斗争,集中解决粮食问题,克服陕甘宁地区恶劣经济条件带来的困难,并采取灵活手段促进商业和对外贸易的繁荣,为迎接全民族抗战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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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利君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3(6)
20世纪50-60年代的合作化小说展现了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也写到了农村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精神风貌,其中富农形象的描写尤其值得关注。富农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初合作化小说中最重要的反面形象,系统深入地考察这时期合作化小说中的富农形象,探究富农形象塑造的来龙去脉及其政策依据,揭示合作化小说中"富农"形象勃兴的原因,解析富农形象的特征,思考作家与社会时代、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及其富农形象塑造的成败得失,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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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 《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9,23(6):11-16
新中国成立后,党对富农采取逐步消灭的政策。这一时期党对富农的政策变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1951年,在经济上保存,在政治上进行中立;第二阶段,1952—1954年,在经济上予以限制,在政治上则开始孤立;第三阶段,1955—1956年,在经济上消灭,在政治上斗争。而其中的第二阶段,则是党对富农的政策由保存走向消灭的过渡时期。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