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徽商土布经营实态研究——以祥泰布号为中心的考察

祥泰布号以小本经营起家,依据土布市场的变化,适时调整棉布收购、加工和销售等经营策略,逐步发展成为清末民初上海地区土布经营行业规模最大的商号。在进口洋布和国产机制布的冲击下,经营了70多年的祥泰布号最终歇业。祥泰布号兴盛、衰落的过程,较为典型地反映了近代土布市场的变迁。     

论传统文化在商业运营中的作用——以晋商与徽商经营管理比较为例

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传统文化作为商业运营的文化底蕴属于非正式约束机制的范畴。晋商与徽商作为明清时期两大地方商人集团,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演进轨迹的差异,使其管理阶层的划分、商业运营中的激励约束机制等呈现出不同特点。晋商与徽商不同管理模式的选择及其特定的约束激励机制也为现代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些可资利用的资源。     

徽商家庭浅论

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从徽商家庭这一视点对徽商家庭的道德规范和信仰、徽商家庭的子女教育、徽商家庭中之妇女等进行了初步的探析,认为徽商家庭既是典型的封建传统性家庭,又有一些时代促成的新观念。研究徽商家庭对今天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明清徽商藏书家藏书特点与动机研究

明清时期徽商藏书鼎盛。在梳理明清时期徽商藏书特点的基础上,从贾而好儒、教育子弟、提升自身形象、结交官僚、学术研究的角度揭示徽商藏书的动机,分析徽商藏书对培养人才、提升自身文化素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保存大量文献和促进学术研究的作用与影响。     

从品牌理论角度看徽商老字号成因

本文从品牌理论角度出发,介绍了微商历史上拥有的老字号。文章认为徽商老字号形成主要依托于群体品牌因素和个体品牌因素,并探讨了这些老字号发展和形成的历史经验。     

徽商精神的现实意义研究

徽商精神是历史上徽商主流群体认可的思想意识,意志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操守,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创造商业辉煌的精神支柱,更对明清社会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这种既遵循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又顺应人类社会追求发展与进步的道德要求和价值取向的精神,对于我们倡导的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自传体小说看清末徽商子弟的人生困顿

清末,随着科举制度的停废,以科考入仕为业的徽商子弟遭受重大打击,人生前途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以歙人詹鸣铎为例,在寻求多种途径入仕失败后,不得不奉父命经商,但经商之路崎岖,遂又四处游荡,至最后成为乡绅,历经曲折坎坷。此种小人物的命运转折,是当时社会变革影响下的一个缩影。     

悠悠逝水话渔梁

去徽州旅游,少不了寻访徽商遗迹。寻访徽商遗迹,又少不了去渔梁码头。渔梁码头在歙县城南约1.5公里的练江上,从歙县城出发约10分钟的车程。我到达那里是今年4下旬,雨后初晴,练江水涨,江水滚滚滔滔地涌过渔梁古坝,十分壮观。渔梁镇就矗立在古坝旁的练江北岸,白墙黛瓦与隔江的青山绿树,互相映衬,景色优美,感觉置身画中。     

从《福熙自述》透视民国时期徽商的命运

关于徽州商人的研究,就徽商群体而言,学术界已取得深入进展,但就徽商个案（生活史）的研究则少之又少。
　　2004年年底,笔者为撰写博士论文到上海图书馆谱牒部查阅资料,意外发现了一册不分卷的民国38年（1949年）“詹福绥堂”钞本《庆源詹氏家谱》,在此谱卷最末附有一篇十分珍贵的3000字自传体人物传记：《福熙自述》。此传记讲述了作者一生的创业史尤其是抗日战争之前的坎坷经历,内容包括家庭生活的辛酸、创业的艰难、收获的喜悦以及人事的更迭与浮沉。本文即以《福熙自述》为中心阐述以詹福熙（1887-1970）为代表的民国时期上海徽商的经营及其生活世界。     

万安停槥处:一处徽州慈善设施的重要遗存

休宁万安老街是徽州现存著名的老街之一。在明清时期,位于新安江畔的万安古镇,素有"大大万安镇,小小休宁县"之说——作为经济中心的万安镇,其繁盛程度甚至要远远超过休宁县治之所在。镇上出产的吴鲁衡罗盘,曾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2011年8月31日,承黄山市地方志办公室陈政先生的帮助,笔者与法国学者劳格文(John Lagerwey)教授一起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