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类案件的数额认定模式选择——学科差异造成的司法窘境

不同学科下,对资产的界定存在差异,导致司法实践中,犯罪数额的认定机制失衡。根据对被告人有力原则应采取资产评估学科模式来界定犯罪资产。     

如何做好慈善救助报道——以“割皮救父”新闻事件为例

关注弱势群体,反映弱势群体呼声,帮他们解决难题,历来是媒体报道的重要内容,也是媒体的责任和义务。然而,笔者在审读一些媒体的此类报道后发现,这类报道中往往存在"重煽情,轻救助"、"重报道,轻引导"等问题。笔者以发生在湖北省的一起孝子三次"割皮救父"新闻事件为例,对媒体应如何做好此类报道作些探讨。"割皮救父"报道出现偏差吴辉铭是湖北襄阳市一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2013年11月19日,吴辉铭的父亲因公被重度烧伤,生命垂危。生     

挪用公款罪三疏两议

挪用公款罪立法解释"归个人使用"中的"个人决定"和"以个人名义"存有区别,并且"个人决定"和"单位决定"的界限模糊;应当将"挪"和"用"作为一个词,不能人为地拆分构成要件要素;有身份者和无身份者在挪用公款中的作用明显不同,挪用人和使用人的分工不影响该罪的定性;司法解释中挪用公款罪转化为贪污罪的四种条件并非均是标准的转化犯;认定挪用公款罪的数额应以具体用途为构成要件要素,在司法实践中将三种行为方式按法条竞合原理论处。     

沙漠奇葩

我想网坛如果真有“第五大满贯”之说,应该首推印第安维尔斯。这—站男女合办的比赛级别都是96签1000积分,并对选手有强制参赛要求,历史也比随后的迈阿密站悠久,从赛事规模到奖金数额到历史积淀都紧随四式蒲贯之后。印第安维尔斯地处加州沙漠区,距离洛杉矶仅有一百公里,一直以来都是富有的白人聚居区,也正因为这个原因造就了此项赛事和威廉姆斯家族的恩怨。     

遗嘱风波

前不久,朝阳区法院接到一件棘手的民事案件. 辖区赵大爷去世,再婚的老伴徐大妈拿出一份赵老生前的遗嘱,上面明确写明房产是老人留给自己的.由于房子耍拆迁,涉及的财产数额可观,赵大爷的子女对遗嘱提出质疑,双方矛盾激化,诉诸了法律.     

论我国刑法对贪污行为的规制及其完善

我国刑法从预防和打击贪污犯罪的目的出发,从身份、行为、财产以及国际合作等多角度对贪污罪建立严密的法律规制,设立多层次的刑罚处罚,能够起到一定的预防和打击贪污的作用。但是,由于刑法对贪污罪的起刑点、刑罚配置等存在不协调的问题,使得实践中对贪污犯罪的处理仍存在问题,需要加强立法完善。应该在立法中降低入罪门槛,不将数额作为定罪依据,而作为量刑依据更合理;创新贪污罪的刑罚,增加资格刑配置和取消死刑,让刑法的惩罚和教育功能得以体现,在预防和遏制贪污行为中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     

知识产权诉讼中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从完善程序法角度分析

国家为了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了知识产权法院,这就需要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层面对解决知识产权侵权以及相关问题进行科学设计和完整规划。我国的《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从实体法上完善了法院的裁判标准,但是在程序法上,尤其是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方面,尚未形成针对其特殊性而设计的完整、有效的解决方案。而诉讼法理论运用的缺乏也导致司法实务中出现了很多问题,特别是诉讼证据制度亟待完善。     

盗窃罪既未遂界定标准新探--从犯罪目的切入

关于盗窃罪既未遂、未遂的标准，理论界各执一词，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相同的情节却因为执法者认识不同而有差别悬殊的处理结果。尽管理论界允许“百家争鸣”，但司法界的当务之急却是制定科学、统一的标准，结束司法混乱，维护法律的公正与尊严。本文试从我国刑法理论对于盗窃罪既未遂、未遂标准之争议入手，通过对有些学者提出的观点分析，提出自己关于盗窃罪既遂的界定标准的思考，为统一标准之建立提供参考。     

试论预见可能性对盗窃数额主观认识价值的确定——以“金表案”及“天价葡萄案”为切入点的探讨

在盗窃罪中,对行为人主观上的明知数额与客观上的行为数额存在巨大差异时的评价不能以实际价值客观归责,而应以国民预测可能性为基础,从证明角度,采取预见可能性客观标准推定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区分证明明知、推定明知和无法明知,进而判断行为人明知的盗窃数额,据此对行为人应负的刑事责任做出合理评判.     

入户盗窃的刑法定性和司法适用探讨--以王某某入户盗窃案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新增入户盗窃行为为特殊型盗窃罪,但是对入户盗窃没有数额和情节的规定。司法实务对入户盗窃行为犯罪化颇多争议。入户盗窃与一般盗窃罪的区别本质在于入户的非法性和场所特殊性;入户后物色财物即已危及刑法所保护的财产利益;是否获得财产性利益是入户盗窃既遂与未遂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