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央政府对土司的儒化与利用——以土家族土司为例

明代中央政府通过承袭、号召土司设立学校、参用流官等手段对土家族土司进行儒化,并在军事征调和贡赋上利用与控制土司。儒化和利用构成了明代中央政府控制土司的核心内容,也导致了土司制度在明代的兴盛。     

明清白话小说词语例释

本文选取目前收录词语最多、释义最全的《汉语大词典》没有收录而在明清白话小说中较广泛使用的词语若干条进行解释,或对《汉语大词典》收录而释义不全或释义有误的词语进行补释或订正。同时列举了《汉语大词典》收录而例证晚于明代的词语数条。     

情美并擅的女性群体创作景观——比较分析明清江南闺秀文学与当代女性网络创作

明清江南闺秀文学与当代网络女性创作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特质。这不仅体现在女性从事写作的数量上,更表现为对于专属女性的创作、阅读,与交流空间的构建上。两个创作群体在作品的内容与风格上体现出对情与美的偏好。从创作主体的角度看,这反映了明清江南闺秀与当代都市知识女性共同的创作心境：以写作来超越日常生活的限制达到诗意的生存。     

20世纪前期语文课外活动述评

语文学习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而语文课外活动则充分彰显了这一理念。通过考察中国语文教育史,我们会发现。现代语文教育从“小课堂”逐步走向了“大语文”。语文课外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本文对20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中语文课外活动这一领域进行了梳理与思考。     

《明经世文编》编纂群体之研究

在明末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在强烈的经世意识的驱使下，聚集松江，共同编纂了《明经世文编》，对时人及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围绕《明经世文编》的编纂，出现了一个颇具时代的地域特色的编纂群体－主要成员均为江南松江人士，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多为社会、文化领域的活跃分子，并具有强烈的经世意识。通过地该群体的构成及其活动的考察，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明经世文编》在当时社会的影响，以及时人的经世意识,并从一个侧面审视那个时代，审视江南一带的区域社会特性。     

"四大名旦"和20世纪前期的上海

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先后成名上海,从而促成了京剧鼎盛的局面,这是中国戏曲史上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他们成名沪上缘于上海是个名角相对较少,束缚较少而宣传发达的新兴都市.四大名旦的上海之行带给他们的不仅是声名的鹊起,也使他们的演艺突飞猛进;而他们的"走穴"申城也对上海京剧舞台产生了深刻影响.     

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崛起的文化历史探源

本文试图从哲学、宗教、艺术等方面，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崛起的文化历史根源提出一种比较全面系统的理论假说：以＂荒诞＂为中心范畴的现代主义思潮崛起的直接根源，是对世界、历史、人生的普遍而强烈的＂荒诞感＂的体验；这种＂荒诞感＂的产生又根源于对世界、历史、人生的价值意义＂虚无感＂的认识。而这种＂虚无感＂的产生又根源于作为价值意义的最后根据的＂上帝＂和作为价值意义的直接载体的＂人＂之不可挽回的＂死＂；＂上帝之死＂的根源又在于以希腊文明为源头的理性精神的蒙难和以希伯来文明为源头的信仰精神的坍塌。＂人之死＂的根源则在于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社会中人的普遍失落与异化。     

论北宋前期的时代命题与史学贡献

北宋前期,为维护皇朝的稳定与发展,学者们借鉴历史经验努力确立和完善国家统治秩序,利用传统正统史观竭力塑造北宋皇朝的正统形象,开展大规模历史编纂活动以重构新的伦理道德体系,彰显了史学对现实存在的回应、影响和干预作用。     

晚明商人的防骗意识——以《杜骗新书》为中心考察

晚明,商品经济繁荣,但贫富差距日趋加大,且形形色色的骗术丛生,很多商人成为骗局中的牺牲品.从<杜骗新书>描绘社会之诓骗景象,晚明商人之防骗意识非常淡薄.然而,这种状况的存在是有其时代背景和文化内涵的.就时代背景言之,晚明社会形态已呈现出转型态势,民众谋求生计之手段日趋多样化,诓骗在晚明成为一类人的一种生计手段,这一阶层的扩大,使多数商人成为"棍局"中的牺牲品;而儒、道、佛三家之教化功能,商人本身固有之贪念及其思维模式,对其防骗意识都起了稀释作用.     

论复社诗学活动及其“社团诗歌”创作——以张采为中心

以张采为中心来探究复社诗学活动和晚明诗学思潮的关系:“诗文之会与诗坛风尚”纵向考察“社团诗歌”在应社、“燕台十子盟”、临川“诗社”、选编《几社壬申合稿》、评点《新刻谭友夏合集》等五个阶段近十五年的演变发展脉络;“《知畏堂诗存》案例分析”则从横向角度对“社团诗歌”的文学史价值、创作盛况、创作群体的构成形态、地域分布等情形作了全面挖掘和梳理.最后得出结论:复社诗学活动是链接“社团诗歌”多种创作因素的纽带,引发和激励了晚明大规模的“社团诗歌”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