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献宝印 兰台添珍品

2007年,张家港市档案馆在全市开展了民间档案资料的专项征集活动,从该市塘桥镇金村金昌寺负责人邹正岳先生处征得一件珍贵的佛像宝印。     

论汉武“乃立乐府”

秦代已置乐府,是不争的事实.汉代乐府置于武帝之时,还是武帝之前,历来存在着分歧.本文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以及考古资料的发现,论证汉袭秦制,汉初同样存在隶属少府的乐府机构,武帝只是强化了汉代乐府的职能.乐府机关搜集的民间歌诗,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真情流露,对后世的社会思想及文艺创作,产生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尚未彰显,故<史记>不书,而<汉书>特志之.     

不能走极端

3月中旬,一个民间反扒人员到海口抓小偷,本是件好事,可是海南的一些新闻媒体在报道此事时,说法不一,个别报道走上了极端。有媒体称此人为反扒大王,将其神化;而也有媒体说此人为无业游民,反扒工具被警方缴械,用词带有明显贬义色彩。结果闹得海口警方     

让奥运精神深入人心——丽水日报“中国民间迎奥运宣传团”活动追记

今年春天,丽水日报社联合有关部门,挑选全国各地长跑运动员,组织了"中国民间迎奥运宣传团",从丽水出发跑步到北京,23天行程1700多公里,一路宣传奥运,举行大型签名活动。到达北京时,"中国民间迎奥运宣传团"受到了北京奥组委官员的热情接待。活动期间,经过六省市,发放资料20多万份,宣传了奥运知识和奥运精神,也提升了丽水日报的影响     

传教士与华洋义赈会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闭关锁国政策的终结，基督教传教士自西徂东，进人中国。尽管最初的几十年教难不断，但传教士在华人数仍然不断递增。基督教新教传教士1901年只有1500人，1914年增至5400人，1919年更达到6636人，其中美国在华传教士人数就达4500余人，占60％多。天主教传教士从1901年的1075名，增加到1920年的2000余名。传教士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将赈灾作为其事业的一部分，将近代西方救济思想和理念传到中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民间救济事业的发展路向。华洋义赈会（全称“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就是新教救灾思想主导下的产物。它诞生于风雨如磐的20世纪20年代初，终结于40年代末，是由传教士与中国社会新兴力量联合筹设的一个专业性救灾组织，最盛时影响遍及全国16个省，设立地方分会、事务所、赈务顾问委员会17个，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民间性救灾组织。     

年画与抗战

年画是最普及的民间美术形式，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一般取材恭贺新禧、吉祥如意的图案，如《连年有余》、《五福临门》、《一团和气》等，也有取材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内容的，如《天师镇宅》、《八仙祝寿》、《王老虎抢亲》等，在我国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为了团结最大多数的民众抗日救亡，人们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必然为我党的革命事业所用。我党的艺方针是使艺成为整个革命机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艺术功用直接承继了“成教化，助人伦”的传统。     

民间报房与北京城墙文化

早在清初，正阳门外就出现了一家名叫荣禄堂的民间报房。当时有山东人携带报纸辗转西北各省，销路相当不错。乾隆中叶，政府放宽了私人办报的权限，民间报房出现了兴盛的迹象，有人私设报房，专门以编发报纸为生。清末在正阳门外大街西侧的一些小胡同里，尤其在铁鸟胡同一带，是民间报房的集中地，也是新闻史学界界定的清末民间报房发行活动的中心。[编者按]     

廖承志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中日关系。廖承志作为中国对日关系最高负责人,启动民间外交,开启了中日友好之门,最终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今天总结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经验,对于开拓中日友好事业,仍有可资借鉴的作用。     

第三极论坛打造民间“百家讲堂”

第三极书局开业伊始便秉承“传承阅读”之使命，作为书局顾问的季羡林先生专程题词“传承阅读”贺第三极书局开业之喜。     

梨园戏服饰中的红与黑

梨园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剧种,它不仅音韵优美,而且表演优雅细腻,被誉为“古南戏遗响”。它没有京剧服饰的绚丽多彩,却有着令人回味无穷的红与黑。红与黑的服饰色彩与其生于斯、养于斯、长于斯的泉州是分不开的。本文试说明梨园戏服饰中红与黑与泉州的民居建筑、宗教、民俗以及生活习俗是紧密联系的。红与黑在梨园戏服饰中运用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