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非之“道”

＂道＂是韩非治国思想中一个带有核心性的理念,在他的治国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韩非所说的＂道＂取自老子的＂道＂而又不同于老子的＂道＂。老子的道有多层含义,而韩非则把道解释为自然世界运动发展的必然即规律。以此为基础,韩非把道引入人类社会国家治理的图式中,不仅把法理解为治理国家的道,而且还把治臣之术升华为道的高度。认识韩非关于道的理念,对于认识韩非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从《儒林外史》看吴敬梓对治学与治生问题的思考

《儒林外史》是一部表现封建文人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通过对三大类知识分子形象的描述,展现了其所在时代知识分子的治学和治生追求,显示出作者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对知识分子命运和追求的冷峻思索,回答了治学和治生的关系问题,并为知识分子指出了一条崭新的人生发展道路。     

论图书馆“法治”与“情治”的辨证关系

本文从分析图书馆管理的现状入手 ,着重阐述了“以法治馆”的现实必要性和有效性 ;同时指出“以情治馆”观念的种种弊端 ,提出了“以法治馆”作为图书馆管理的主体 ,同时辅之以“情治”的辨证施治 ,从而使图书馆管理迈上健康有序的、科学的正常轨道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都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法德兼治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     

梁启超、李大钊、钱穆治史经验论略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和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均为史学研究的专论,至今仍具有指引历史研究门径、启迪后学的价值。作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史学大家,他们的史论有很多共通之处,然治史之心得却各有侧重。梁启超认为治史"贵专精不贵杂博";李大钊则认为"学问虽贵乎专,却尤贵乎通";而钱穆则认为"治史所以明变"。"专精"、"贵通"、"明变"是他们分别总结的治史经验,对当今史学工作者如何提高史识修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宋代楚辞研究概述

宋代楚辞研究上承汉代,又受到当时诗文革新运动和理学思想的影响、呈现出浓重儒学色彩。宋代的楚辞研究更重视义理的阐发。比较重要的研究者有晁补之、洪兴祖、朱熹等。     

清康雍时期川、滇、藏行政分界的两个问题

清代川、滇、藏行政分界是康熙雍正时期加强藏区治理,确保川藏大通道畅通及区域稳定的重大措施之一。清中央政府决定川、滇、藏行政分界并推进其实施,是康熙雍正时期西藏、相邻地区及全国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分析史籍文献记载,可以认为清代川、滇、藏行政分界实际始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川、滇、藏行政分界的计划并非在短时间提出,也并非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实施。此次行政分界有一较长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至雍正十年才最后结束。雍正《四川通志·西域》、《西域全书》、《西藏志》、张海《西藏记述》及陈克绳《西域遗闻》等清代早期西藏地方志的有关记载,可补实录等记载之不足,其资料价值值得注意。     

国外高校中的法制教育及其启示

通过介绍一些国家高校中的法制教育情况，概括出其日益强化的政治功能，不拘一格的形式，很强的实践性等特点 ，从而阐述其对我国高校法制教育的有益启示。     

庇西特拉图：带卫队的“梭伦”－庇西特拉图的历史地位谈

梭伦和庇西特拉图是在雅典处于同一社会转型阶段先后出现的两个人物,庇西特拉图是在作为诗人立法家的梭伦未能全部完成历史使命的情况下,以铁的手腕加以完成的后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为僭主的庇西特拉图可以视为“带卫队的梭伦”。     

论《歧路灯》的“治生”精神

“治生”观是针对士人中存在的流于空谈、缺乏真才实干的现状提出的。本文首先阐述了《歧路灯》作者李绿园的“治生”观的源起和内涵,并结合《歧路灯》中着力塑造的士人形象对“治生”精神进一步作出详细论述,最后阐发了“治生”精神所蕴含的理性精神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