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序渐进、步步深入的质的研究——从《民族志:步步深入》看教育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

民族志是教育人类学的根基,美国教育人类学家费特曼(D.M.Fetterman)是公认的对民族志研究方法做出重要贡献的专家。作为一部民族志研究的指导用书,他的《步步深入》可谓是颇具深入浅出、条理清楚、逻辑紧凑、操作性强的特点。在整个书的写作中,它不仅给了真正熟练的民族志工作者极具借鉴价值的参考意见,还给了初学民族志研究者以引人入胜的框架和叙述,以及排疑解惑的勇气和信心。     

由身体回归引发的教育反思——德国教育人类学家武尔夫思想述评

身体的回归是在工业社会、信息技术对人的工具化、去主体化的潮流中,一种人类寻找自我与拯救的呼唤,并成为西方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新的主题。德国教育人类学家武尔夫教授试图将涉及模仿、体势语、仪式、他者等概念的人类学思想投射到教育的思考与实践之中。此研究将主要对武尔夫先生近些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介绍和品评,并试图对于其中的一些理念的实践可能性加以探讨,希望为我国的教育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为教育的实践创新带来更多的思路与可能。     

解读儿童——教育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对儿童研究的启示

童年是一种社会现象。尽管儿童与成人的差别具有恒常性,但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之间的关联却经历了遮蔽、凸显、在趋同中显现的历史性演变。在教育人类学视野下,将儿童视为“他者”,借助田野工作方法,实现对儿童的凝视。通过观察、记录与反思,以“深描”的笔触,追求主位与客位的互动与转换,对儿童的文化意义结构和层级系统提出解读。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为研究者与实践者凝视儿童真实的生活样貌并给以生动描述和抽象解读提供了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努力实现对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关联性的转译,搭建不同生命阶段共享的本真性,从而探究以主流价值观实现对未来社会公民给以积极引导的可能性与路径。     

扎根式世界主义：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能力的人类学考察

在解释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内源性能力时,容易受到“中心-边缘”模型干扰,而采用带有人类学意涵的“扎根式世界主义”视角,则有助于消解“中心-边缘”二元对立。基于该视角,可构建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能力的三种来源,即个体生命参与世界的日常教育行动、走廊区域中的地方协同模式以及“天下观”视域里的共同体理念。这三种来源均承载着世界主义转向中的人类学关怀,即看到每个群体想象、参与和解释世界的能力。由此,每个地方都能具有“世界性”,而“中心”和“边缘”在世界主义图景里,也成为相对的概念。中国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中,怀揣“扎根式世界主义”的人类学关怀,能提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能力,而中国的具体实践也成为推进世界主义转向的重要力量。     

人类学视野中的地域武术文化研究

文章以人类学为视角,对地域武术文化在研究方法与视角、实践操作与运用、文化建构与意义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与思考。认为人类学民族志的整体观让我们重新思考何为文化,以及逐步理解“文化”应成为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田野中的逻辑”和“逻辑中的田野”告诉我们,学习“地方性知识”以及“他者”文化解读是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实践基础;如何突破地域民族的局限,去寻求人类文化的普遍法则与意义系统则是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在文化研究中探寻发现人类实践活动的意义,彰显文化重构是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时代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地域武术的学术研究应更加注重微观的田野调查与个案分析,力图实现武术技术与文化之间学理层面的自由融通以及人类学民族志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从而尽可能的为全面深入研究地域武术文化提供学理启示以及实践层面的学术引导。     

拳种与村落:武术人类学研究的实践空间

我国体育人类学的发端肇始于对传统体育的研究,但不能忽视的是: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武术的研究却异常薄弱. 前期相关武术理论的研究和探讨,大都以历史学、民俗学为框架和导向,注重参与观察的人类学理论的介入也仅仅大都停留于对其必要性的理论阐述,武术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几乎近于一个盲区,少而无力. 论文在梳理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提出了运用文化人类学对我国武术文化进行研究的构想:(1)乡土村落: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式的独有视窗;(2)武术拳种:与村落武术研究交相辉映的微观个案;(3)固定的村落与流动的拳种:构筑与交织中国武术研究的文化版图.     

浅谈人类学与语言、语言学习和语言教学

人类学是一门广泛地研究人类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生物特性和社会特性的科学。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是语言人类学,它从语义出发研究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而语言学是研究人类语言系统的性质、结构及发展规律的学科,其分支之一是人类语言学。因此,人类学和语言学不论从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语言、教育等不同的层面去理解它们的关系。本文旨在讨论人类学对语言、语言学习、语言教学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审美人类学视野下的延平闽蛇崇拜民俗

运用审美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考察延平的闽蛇崇拜,该民俗流行于福建延平樟湖地区,是一种以祭蛇遣灾、祷神、保平安的民间信仰活动。蛇王庙、游蛇灯和迎游蛇神等独具特色的民俗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反映着“生生”的审美机制;从地方性审美经验的维度来看,延平闽蛇崇拜是蛇图腾崇拜与道教神仙信仰的混融以及通过仪式的规则与禁忌来构建严肃而热烈的情感氛围;从审美功能来看,该民俗活动通过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超验性这三个层面的审美交流来强化审美认同,从而实现保境平安、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追求。     

基于OBE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改革——以“法医临床学”课程为例

基于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学生在完成学习过程后能够获得实质性的应用技能和成果为根本目标,并已在国内外的高等教育中得到了推广与应用。法医临床学涉及多种伤残情况,伤病关系错综复杂,需要学生掌握的检查和检测技术多,对学生的沟通应变能力,以及逻辑分析、判断能力有较高的要求。以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探索为契机,以OBE教育理念为指导,深化“法医临床学”课程改革,以期培养出理论知识过硬、实际操作扎实的合格毕业生。     

中国审美人类学建设的经验总结与学理反思

审美人类学置于当代中国学术语境的建设发展面临三大关键性的问题。其一,人类学转向不仅表现在审美研究的学理层面,审美创作活动同样表现出类似的特征。其二,现有教育模式导致年轻学者难以真正拥有实地性田野调查的经验,连接人类学与美学两大学科至关重要的中介难以有效落实。其三,人类学衍生出的交叉学科种类纷繁,缺乏明晰的学科区分意识,研究对象和方法长期处于彼此混用的状况,审美人类学的建设遭到一定程度的滞缓。回归学理,系统审视国内审美人类学演进历史,是这一新兴学科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