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实践反思

近年来世界各地掀起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数字化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热潮,我国也积极加入其中。数字化技术使非遗得到全面保护并实现快速传播,但在制作和传播过程中,由于缺乏统一具体的标准,且在权利保护、责任承担、法律纠纷解决等方面存在立法空白,使非遗数字化成果面临更多风险。由于知识产权制度固有的弊端,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不能对非遗数字化成果形成全面的保护,这种矛盾只有通过立法改革的方式加以解决,对知识产权制度进行体系创新。在当前的实践背景下,加强非遗数字化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促进非遗有效传承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技术资本侵蚀数字政府：方式、原因、后果与法律规制

在数字政府建设中,技术资本的扩张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它通过对技术的掌握、信息资源的影响以及对决策的干预等方式入侵数字政府建设,冲击着数字政府建设中政府的公权力。由于数字政府在建设过程中缺乏合理的技术资本审查标准和融贯的技术资本监管机制,资本才得以借由技术入侵数字政府建设,长此以往,可能会造成政府公信力持续下降、政府公共服务性丧失的后果。基于此,为了更好地对技术资本侵蚀进行治理,应当对技术资本进行法律规制,从技术资本审查标准合理化、技术资本监管机制完备化、数字政府建设(公民)参与制度化和数据权利国家保护合法化4个维度规范技术资本的参与方式,以期完善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进路。     

交叉学科研究引领法律人工智能创新教育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

为响应国家教育发展战略,回应法律人工智能行业需求,高校法学教育亟须作出相应调整,但目前法律人工智能教育仍停留在通识性教育层面,存在课程内容割裂、理论实践相脱节、创新实践机会不足等问题,现有教育模式不适配法律人工智能行业发展。因交叉学科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以跨学科团队合作为重心,以知识融会贯通为重点,在法律人工智能创新教育中能发挥其特有的优势,未来提倡学生参与项目申报,吸纳学生参与项目调研、数据标注、知识整理,参与创新竞赛等创新实践,以学生深入参与科研全过程的形式赋能法律人工智能创新教育改革。     

刑法文义解释方法的位阶及其运用

刑法文义解释在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具有严格的优先性。文义解释的规则包括普通含义解释规则、语法解释规则、语言解释规则、同一用语解释规则、普通含义与专业含义解释规则和制定时含义与适用时含义解释规则。文义解释在出现多个解释结论或出现矛盾的解释结论时,其他解释方法起着重要作用。     

公司自治与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是关于公司组织方式、控制机制、利益分配的制度性安排。其根本目的在于合理配置公司中的权力、责任和利益,矫正或弥补现代公司因两权分离而产生的代理人经营风险及公司规模的扩大对社会公正和秩序的威胁,使公司本身的自由与保障公司关系人的利益之间协调发展。公司治理是公司自治和法律规制的统一。     

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分析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赢得社会公众尊重、信任、信赖的能力,体现了社会公众对司法的认可与信任程度,建设法治国家必须提升司法公信力,而司法公信力不是独立生成的,民众的法律信仰、司法独立、司法公正、法官素质是影响公信力确立和提升的主要因素。     

公民法治意识生成：学理阐释及其现实启示

促进公民法治意识生成是推进全民守法的重要抓手,也是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做好这项工作,既要立足中国实际,又要吸收世界先进法治文明成果。纵观西方法律思想史,柏拉图、霍布斯、边沁、富勒、哈特、埃利希等思想家对公民法治意识生成过程与条件都曾进行过深入研究。他们构建的教育训练与示范指引、个体社会化、互惠的匿名合作关系、法的内在观点、避苦求乐及认同理论等理论对新时代中国促进公民法治意识生成、推动全民守法工作高质量提升、夯实法治中国建设文化基础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互联网时代法律职业伦理规范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互联网的时代浪潮已经渗透到了法律运行的每个环节,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法律职业者的工作方式,也为法律职业规范与伦理带来了许多新挑战。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网络舆论裹挟司法对独立规范造成了破坏,保密规范面临着更大的困境,司法责任伦理受到了冲击,法律职业形象维护难度进一步加大,互联网技术为律师违规接受委托提供了便利。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当优化舆情监测体系,推进司法系统保密技术培训、强化律师职业伦理规范教育,进一步培养司法人员责任感,构建合理的司法责任制度体系,完善司法机关舆情响应机制,健全律师违规行为监管制度。     

行政权力清单法治化的法理基础与运行逻辑

当前权力清单改革停滞在政策层面,过于依靠行政手段,一定程度上侵害了权自法出和信赖保护原则,迫切需要法治。尽管权力清单法治化尚未上升至法律层面,但已具备一定的法律依据,不仅有宪法及其修正案提供正当的法治理念基础,也是依法行政原则的重要体现,更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相契合。此外,政策设计下权力清单的弊端、法律进路设计的优越性、主观上权力清单内含的限权性以及客观上良好的行政环境,也使其法治化具备充分的现实条件。权力清单法治化的运行理当遵循法治逻辑,通过权力、责任、程序的法定化以达到保障人权的法治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