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墨客缘何钟情于月亮

展开浩如烟海的诗卷,咏月诗词俯拾皆是,更不乏名篇佳作:或描绘其绰约妩媚的姿影,或抒发相思和离别之情,或感伤身世和流离之苦,或倾诉旷达潇洒之胸襟,或寄托济世报国之壮志,或是借以抒发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思考.     

治学·修身·济世——初中道德与法治“立德树人”价值追求探析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在体系编排与内容设置上不仅传承了原“思想道德”精髓,而且更加注重传统文化、实际生活、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等方面的教育。那么从“治学”、 “修身”、济世”这三个方面探析该课程立德树人的价值追求,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济世精神孜孜以求--唐代边塞诗感悟

济世与避世向来是文人热衷谈论的话题.唐代边塞诗作为典型的"盛唐之音"其济世性不言自明.然而以往的评论只一味地把目光集中在其响应"号召"的层面,忽略了其沉痛反思、痛而反战的层面.其实后者更是其济世精神的深层次反映.从唐代边塞诗格调的前后变化,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世事的那种面对,深察,不屈和孜孜以求.     

明杂剧“降魔剧”初探

明杂剧中降魔剧为数不少,降魔剧以形形色色的神、魔为主人公,他们分别是善与恶、是与非的化身。降魔剧的主旨在于劝善惩恶,以道济世,此类作品的出现,与三教合一的社会背景以及道教的世俗化和民间化有直接关系。     

但有居官沉醉乐,不知何处是他乡——探寻《醉翁亭记》中欧阳修的内心世界

面对贬谪,欧阳修曾备感屈辱与痛楚,但是最终他在滁州找到了人生的归宿感.《醉翁亭记》中,欧阳修先后以“醉翁”“太守”“庐陵欧阳修”来标明自己的身份,这称谓变化的背后透露出的正是其人生归宿感:旷达乐观与执着坚守.     

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从杜牧的政治爱国诗看晚唐士人的济世补天心态

盛世剧变下的晚唐，士人的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爱国、忠君、怜民”的晚唐诗人的杜牧，其诗歌中流露出的心态在晚唐颇具典型意义。文章选取杜牧的政治爱国诗，着重分析其诗歌中所流露的济世补天心态。并试图通过横向考察，探讨出晚唐士人群体所共有的这种心态。从而探究这种心态对文学的影响。     

趋利避害是本能管他曹魏与司马

阮籍渴望入世,因为不安全,他拒绝了曹魏;司马氏站了上风,他从此进入权力中枢.事实表明,阮籍在情感上并不倾向曹魏,更不反感司马氏.决定他是否入仕的依据并非他的情感倾向性,而是对时局的判断,对要效忠的主子的政治潜力认可,以及他本人的安全感.     

参禅与济世——以晚明士绅居士梅之焕为例

本文以明末湖北黄州麻城县士绅居士梅之焕为个案,探讨士绅的宗教信仰与儒家思想、社会生活的关系,窥探具有浓重儒家思想的士绅如何参禅,及其在佛教影响下如何参与地方社会、具有怎样的精神生活.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包括讲述梅之焕与僧人的交往以及建寺修庙等事佛活动;分析他参禅事佛的出发点——“济人利物”,即他找到了儒释的这一契合点;并论述在佛教观念的影响下,梅之焕积极参与地方的社会活动,同时又构建独特的心灵空间.作为士绅和佛教居士的双重身份,梅之焕既葆有士绅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又流露出其参禅的特性,提高了其精神境界.     

论王阳明“圣学”之特质

从价值理想和精神品格方面来衡量阳明心学,可以用＂圣学＂这一范畴来定义阳明之学。阳明＂圣学＂在主体性追求方面,表现为强烈的主体意志和主体对物界的主宰与介入精神;在价值设计方面,阳明＂圣学＂表现为＂立志做圣＂的终极理想,在人生实践领域,阳明＂圣学＂又体现为煊赫的现实事功和强烈的济世品质。     

从明代理学的变迁中看儒家的“济世”思想

儒家思想在根本上是入世、济世的。源于这种意识,其学能否经世致用、修己治人,成内圣外王之道,决定了它是实或虚,能则为实学,否则为虚学。于是,济世与否成为了虚实之学进行区分的根本标准。依此而观,阳明之学的出现显然是由虚返实,阳明后学则又由实返虚,明清之际的批判思潮再由虚返实。明代理学遂演化出一条在虚实之间往复不已的路径。反映在济世意识上,也与之对应地呈现出一条从“坚持”到“偏离”再到“坚持”的循环路径。诚然,后人对传统之思想亦应作同情之理解。不过,同情之理解并不表明我们可以忽略它内在的浪费与事实上的停滞不前。儒家思想中对济世意识的坚持抑或偏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