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征收中公共利益边界问题研究

"公共利益"是《物权法》房屋征收中一项重要制度。但《物权法》仅仅规定公共利益为征收的依据,并没有规定其内涵外延界定标准,这使得征收中公共利益的判断主体、判断标准、认定程序十分模糊。借助各国家(地区)立法及实践之比较,基于我国国情,探讨公共利益本质问题,提出在实体角度对公共利益界定的同时,强调从程序上完善我国《物权法》公共利益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居住权问题研究

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1]),并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我国民法已进入民法典时代。《民法典》中的亮点诸多,其中物权编的一大亮点——创设了"居住权"这一新型用益物权,这也是我国以正式的法典形式首次提及的权利。从我国司法实践上看,关于居住权的案例颇多,从社会需求出发,《民法典》肯定了居住权的立法价值,因此,研究居住权制度具有现实意义。     

论诉讼时效客体

由于我国现行民事立法未明确规定诉讼时效的客体,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诸多困惑。在分析了国外的立法模式的基础上,明确地指出诉讼时效的客体应仅限于请求权,同时强调并非所有的请求权均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框架内外:物权的逻辑、目的与根基——重读《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

当代中国的物权立法、理论争鸣多集中于具体制度的建构、存废。日本民法学者我妻荣早在上世纪30年代完成的《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一书从逻辑、目的价值以及经济社会根基多层次、多角度地分析物权与债权关系的方法值得体味、学习。物权研究与立法应当以人为本,吸收经济社会政治研究的成果,通过合目的、高效率的技术架构在物权的框架内外形成相对稳定的、统一的法律以及法解释体系,把中国的实际物权问题解决好。     

行政诉讼管辖权调整意义重大

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一项司法解释，对行政案件管辖的一些问题作出规定，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被告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案件（以县级人民政府名义办理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案件除外）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时代变迁与物权客体的重新界定

从罗马法到近代私法的物权客体范围的演进,确立的是以"有体物"为标准的物权客体的范围,有体物之外的"物"或被严格排除在物权客体之外而以特例规定设定物权,或以拟制手段纳入物权客体范围。在现代物权法上界定物权客体,不仅需要把握物的自然属性,更重要的是能够使价值化、观念化和虚拟化的新类型的"财产"能够进入物权客体的内涵之中。以"财产"概念代替"物"的概念来指称物权客体,以使物权客体具有更强的时代包容性,这实际上是对《物权法》第二条规定的理论概括,即把第二条所称的"物"和法律特别规定的能够成为物权客体的"权利"用一个统一的概念予以界定。     

论物权视角下的矿产能源制度

从物权视角下看我们国矿产能源制度,我国尚未建立有总体性、结构性的矿产能源制度。目前,我国物权法上已经将探矿权、采矿权（合称矿业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这一原则性、衔接性规定,对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矿产能源制度,具有重大意义。从能源概念入手,从矿业权分析物权法上的用益物权以及矿产能源在物权中所的地位,物权法规定矿产权属于用益物权的依据,从而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有建立完善矿产能源制度的必要性。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实现农民根本利益的重要平台和途径

农民以土地为基础的物权利益、各种经济利益、生活保障和社会等多元化根本利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设发展为实现农民的根本利益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平台和重要途径。应当从法律和政策保障、制度建设、运行机制等方面保障农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不动产登记制度和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的关联与协调研究

不同模式下不动产登记制度中的申请程序、审查方式、登记簿的编制以及错误登记赔偿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每种不动产登记制度模式都仅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但绝非简单的一一对应。我国现行不动产登记制度属瑞士式的权利登记制,这决定我国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应采债权形式主义。立法者如欲改变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就须对不动产登记制度做相应调整、反之亦然。     

贸易术语FOB和CIF在出口业务中的选用及其原因分析

国际贸易出口业务中,不论交易磋商或者合同的执行,都离不开对贸易术语的选择和运用。在教学过程,引导学生精确理解贸易术语,尤其是最为常用的贸易术语FOB及CIF中出口商须承担的责任、风险和费用,并引入实际工作中企业的相关例子以加强理解,帮助学生在其未来工作中,懂得在交易磋商过程力争最为有利的贸易术语,通过对贸易术语的妥善运用,保证在诚信履行交货义务同时,能更好把控出口操作过程的风险和费用,管理好出口业务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