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迷信到纯粹的政治工具——试论天命观在秦始皇时期的嬗变

天命观在先秦时期特别盛行,人们对它非常迷信,帝王也多利用天命观来维护自己的王权.但是到了秦始皇时期,天命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帝王对它的迷信转化成一种纯粹的政治工具.秦始皇不再像先前帝王那样匍匐在上天的脚下,做任何事情都声称是奉天之命,而是把自己提高到与上天相并列的地位,把自己变为天神,真正成为天、地、人的主宰.秦始皇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既有天命观自身发展的原因、中央集权统治力量加强的原因,又有他自身从政经历的原因.     

文化权力与个体选择—《水浒传》人物的文化认同

权力借助惩罚与规训对个体加以改造,在《水浒传》中,体现等级秩序的王权,借助暴力和儒家文化对个体进行驯化。个体的文化认同显然是艰难和痛苦的。《水浒传》中人物的文化认同,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     

先秦时期的禅让理想

尧、舜禅让是中国古代盛传不息的传说,也是从古及今人们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至今仍无定论.但这个问题确实是中国古代史重大的问题,不仅仅是历史而已,更关涉到中国的禅让制度.从《尚书》、《史记》中总结出尧、舜时期的禅让理想.     

给国王留字条

朋友在不丹考察归来,颇有兴趣地说起了那里的故事。不丹王国是内陆国,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人口大约有70万。如果你走在首都延布街头,随处可见高悬的横幅——祝尊敬的陛下万岁,更甚的是,家家户户都张贴着国王旺楚克的画像。这看起来是一个王权色彩浓厚的国度。人类就是因     

教学资料

“通判 ”的 地位 通 判 是 “通 判州 事”或 “知 事通 判”的省 称。 宋初 ,为了 加强 对 地方 官的 监察 和 控制 ,防 止知 州 职权 过重 ,专擅 作大 ,宋 太祖 创 设“通 判 一 职。通 判由 皇帝 直 接委 派, ”辅 佐郡 政 ,可视 为知 州 副职 ,但 有直 接 向皇 帝报 告的 权力 。知 州 向下 属 发布 的命 令必 须 要通 判 一起 署名 方能 生效 ,通 判之 名,也因 上下 公 文均 与 知州 联署 之故 。通判 的差 选,初 由 朝廷 选京 官 任职 ,后改 由 转运 使 、制置 使及 提举 司等 监 司奏 辟。 通判 之 掌除 监 州外 ,凡…     

清顺治年间“泛滥投充”现象探析

清初多尔衮擅权,欲借"泛滥投充"之乱局,实现削弱皇权、稳固统治的目的,成为清初"威逼投充"与"带地投充"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顺治帝亲政后,在投充问题上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使这一现象得到初步遏制,但顺治帝本人也是投充政策的受益者,其所出台的制约措施,不过是在特殊政治背景下的一种权宜之计。故而"泛滥投充"之风平息一时后,于康熙中期又逐渐在社会上蔓延。清初皇权与八旗诸王间围绕投充问题所产生的权益冲突,本质上反映的则是八旗领主制与封建专制主义君主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中英封建王权地位比较

封建社会中期中英两国都有统一的王权，二者发展模式、功能均有不同，在封建社会中期都以积极功能为主，但到晚期中英王权功能发生分野。     

议会之母--英国议会的起源

英国议会渊源于古代的贤人会议，后来发展为大会议；1265年召开的西蒙议会是英国议会的萌芽，而1295年召开的模范议会则被认为是英国议会产生的标志。议会代表了英国民主政治的传统，成为反对专制的坚强堡垒，坚忍不拔地制约着王权的膨胀，直至将王权置于议会的扼制之下。英国议会的产生为人类民主社会作出了贡献。     

"王权至上"与儒家教化

“王权至上”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总框架。“王权至上”之历史现象的形成与儒家“天人感应”理论和宗法观念对国人精神生活的教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儒家教化的长期渗透影响下，“王权至上”成为人们不假思索而接受的“理所当然”的信条。人们毫不吝啬地把社会性的精神权威“道”与“圣”虔诚地奉献给了“天”的代表——至高无上的君王。人们的宗教情结寄托在世俗君王的身上。世俗的君王成了人们信奉的最大教主。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中国的宗教神权始终是依附、屈从于世俗王权的，既不可能与王权分庭抗礼，更不可能凌驾于王权之上。佛教和道教在中国的兴衰轨迹，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英国都铎王朝宫廷建筑消费的一项实证考察——兼与16世纪中国比较

历史上,宫廷建筑是中外统治者加强王权(皇权)的重要手段.但是,不同政治文化传统使中、英两国16世纪宫廷建筑消费呈现出很大的差异.首先,两国的宫廷建筑消费在"公""私"属性上存在观念上的差异:英国都铎王朝的宫廷建筑消费被认为是国王的私事,受到国王自理原则的限制;而在同时期的中国,宫廷建筑消费属于公共财政范畴,皇帝可以动用国家赋税修建宫殿.其次,在两国限制宫廷建筑消费上存在制度差异:都铎王朝的议会从制度上保证了英国国王不能将全民赋税用于王室宫廷建筑;而中国明代政治体制中缺少这样的监督机制,对皇帝的制约缺乏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