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妇女的闭居与耶稣会士的反应

妇女闭居是古代和中世纪社会中性别歧视的产物，它在礼教控制下的传统中国最为典型，而在理学勃兴的明代则被推行到极致。这一事实在晚明来华的耶稣会士当中所引起的反应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们以欣喜的态度接受它，认为这是被14至16世纪的社会变革所破坏了的西欧传统妇女规范在远东的重建；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忧虑的心情注视着它对宣教工作的不利影响。神父们企图通过种种变通的方式去协调这一矛盾，但并没能成功，其表面的原因是中国人的抵制和西方的教派斗争，而更内在的因素则深藏于两种不同文化的尖锐对立当中。     

从基、儒关系看明清时期基督教的中国化趋向

本文拟从明清时期基督教和儒学的关系来考查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的适应程度。笔者认为 ,尽管基儒之间的巨大差异与矛盾大大限制了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环境的适应 ,但两者之间的相通与互融之处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基督教的中国化趋向。     

利玛窦与西学东渐平议

利码窦，明清之际来华的一位耶稣会传教士。他在华期间改变以往传教士的传教策略，利用西学作为效门砖，客观上对西学东浙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评价这一问题时，既要把西学东浙与殖民掠夺下的“化侵略”区分开来，又要看到利氏的保守性和所传西学的局限性。     

教育救国:科学与人文并重——马相伯大学办学理念与实践考察

马相伯是中国近代教育救国论先驱。他倡行的科学与人文并重的教育救国思想,既吸收了教会大学一些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又秉承了儒家人文教育精神,并赋予其时代内涵。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马相伯的教育救国思想与实践不仅积极回应了启蒙与救亡的时代主题,而且为中国近代大学史提供了一个利用教会教育资源自主创办现代大学的成功范例。     

中西之“天”——明清之际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关系探微

“天”是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给中国文化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同时也使得对这一关键词的解释更具“弹性”。明清之际，天主教耶稣会士正是利用中国之“天”的特点，提出“合儒”策略，认为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天”就是基督教的“上帝”。其目的当然是要传播基督教，但他们的适应之道却给当时中西文化的沟通打开了一个“通道”。     

文理并重全人发展——论马相伯的高等教育理念

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驱,马相伯将中西两种文化、科学与人文教育等理念充分交汇融合在一起,并以此为基础创办了著名的震旦大学(1903年)、复旦大学(1905年)、辅仁大学(1923年).马相伯文理并重、全人发展的教育理念不仅对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依然具有启迪意义.     

明清战争中的“外籍军团”

17世纪上半叶,中国正处于明清两代王朝"山河变色"的时刻,为加强自身的军事实力,明清双方都不计代价地招募和雇佣外籍士兵,使这场国内战争具有某种国际化的色彩。为报万历皇帝复国大恩朝鲜军民废黜背明国王     

马相伯与基督教会

一、生为教徒1840年4月7日,马相伯出生于江苏丹阳县马家村一个久奉天主教的家庭中。[1]在马家先祖中,曾出过好几位知名的学者,最著名的即是其第二十世祖、元代著名学者、《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马相伯的父亲马松岩是个虔诚的教徒,但又具备了深厚的儒学修养。其母沈     

略论晚明天主教与佛教的冲突

天主教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其教义具有强烈的一神论特征，与其他宗教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冲突。天主教进入中国，与佛教直接接触。开始天主教采取与佛教表面认同的策略，后来采取与儒学认同，同佛教对立的方针，最终导致天主教与佛教之间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和以株宏为代表的佛教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辩论的结果让双方势同水火。其中，天主教的态度是应该检讨的，他们对佛教乃至中国文化的理解是肤浅的，也过高估计了人们对天主教的容忍和接受程度，最后导致了教案的频繁发生。     

明清江西天主教的传播

明代万历到清代乾隆年间（1583-1775）有近百位耶稣会士进入江西传播天主教，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初期，以江西为跳板，通向京城；教难时期，江西成为大多数传教士的避难所，并且在避难期间，江西地区的传教事业也得到拓展，连续开辟了南昌，建昌，赣州和抚州四大教区；乾隆朝实行禁教政策后，江西又成为耶稣会士秘密进入内地重新开教的重地。这些都意味着，鸦片战争以前江西的天主教活动并非一片空白，恰恰相反，有相当长一段历史，其地位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