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图书馆

1594年，耶稣会远东巡视特使范礼安在澳门创建圣保禄学院，大批传教士抵澳，带来西图书，大部分为科学技术图书。从此，澳门先后建立各家图书馆。几百年来，早期图书虽已失散，但仍存有相当数量，成为东南亚地区最丰富的西方古籍馆藏。1806年葡萄矛人在澳门建立图书馆。1873年建立私立图书馆——澳门图书馆，1895年改为澳门国立图书馆，稍后更名为澳门公共图书馆。澳门现有图书馆184所，图书室、阅览室、阅书报室8所，件处、资料室等31所。     

明清时期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大黄的记述及其原因

明清时期,大黄在中西方都有着十分广泛而重要的用途.耶稣会士是明清时期来华西人的重要群体.耶稣会士对大黄的探索,是西方大黄认识史上的重要一环.记叙大黄的耶稣会士主要有利玛窦、庞迪我、曾德昭、卜弥格、南怀仁、利国安、巴多明、德西迪里、汤执中等人,来自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及法国等欧洲国家.耶稣会士能够关注大黄,并留下有关记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受时势的影响,也有教会方面的因素,还有耶稣会士个人的作用.相关记述推动了欧美对大黄的探索,促成大黄在西方社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与儒家经典的译介

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瑰宝,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明清之际,天主教来华耶稣会士为在中国顺利传教而附会儒学,开始把儒家经典译介到到西方,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以四书、五经为基本研究本体,将先秦儒家经典的译介时间界定为学习化用和研究三个阶段,探讨儒经译介的文化适应背景,分别梳理四书和五经的译介历程,分析儒经译介对当时西方社会变革的影响,力图重现这段重要的东学西传翻译史。     

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在华活动考述

葡萄牙籍耶稣会传教士安文思(M agalhāes,G abriel de)1640年入华以来,先后前往四川、北京两地传教,为促进天主教在华的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他和汤若望、南怀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对当时西方科技的传播和17世纪中国的介绍,使其在传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基督教与日本的锁国

长期以来，耶稣会支配着日本的对外贸易，在贸易中获得的暴利是日本传教经费的主要来源和保障。传教造成日本大量基督教徒的出现。当时日本的政权都意识到集传教、贸易于一体的耶稣会对统治的危害，视基督教为“邪法”、“大祸之萌芽”、“后世之大患”，故先后发布多道法令宣布禁教锁国，试图躲避外来思想的入侵。     

伽利略望远镜的发明及其对明清中国的影响

伽利略天文望远镜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科技革命，在西方科技史中占有里程碑性质的地位。这一成果不久被耶稣会士介绍并带入到明末中国，在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的历法变革、学术研究与军事战术等活动中也发挥了重大影响，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贡献卓著。     

天主教上海教区

上海是天主教在中国开教较早的地区之一。明万历年间,在京任职的天主教友徐光启,因慈父见背而扶柩还乡,途经南京,邀请耶稣会士郭静居神父（Lazarus Cattaneo S．J．）去上海传教。自1608年起,在徐光启及其一家的襄助下,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就有200人领洗入教,为上海的教务进展奠定基础。至十八世纪,上海一带已有教友达万余人。     

中国史学的西渐及其回应

古老而又神秘的中国,始终深深地吸引着西方的视线。自有史记载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共有五次较大规模:公元1世纪前后的丝绸之路、7—8世纪的大唐帝国、14—15世纪的明朝、19世纪清末鸦片战争时期、以及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比较这纵向时间的五次交流,可以发现,作为文化内涵的承载物,由初期代表中国特色的众多物产,比如丝绸、瓷器、漆器、茶叶等,逐渐向中国的制度文化、宗教思想、文献典籍等文化本体过渡,进而,将这些文化本体纳入到学术研究的范畴,通过对其剖析,展现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中国精神。同样,     

从利玛窦易僧袍为儒服看跨文化交流中的非语言传播

非语言传播无论在人际传播还是跨文化传播中都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明清之际,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数以千计的耶稣会士来华传播基督教。他们固然以语言传播作为传教的基本方式,但也非常重视非语言传播的重要性。在中国古代,服饰是非语言传播的一个重要的符号,服饰的不同体现了身份的不同。明清间来华的耶稣会士首先从外表做起,利用非语言传播的种种优势,以适应、认同中国文化与习俗;他们起初身着僧袍进入中国,后来又易僧袍为儒服;同时,他们对士大夫们的生存方式也颇为接受,像士大夫们那样,著书立说,互赠诗文。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国文化,他们也都为自己取了中国姓名。这当中无不包含着非语言传播的哲理。     

罗耀拉与耶稣会教育

耶稣会成立之后，为维护天主教的地位致力于教育，创始人罗耀拉奠定了这一事业的基石，对耶稣会教育事业的兴起与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