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民丛报》的自由思想的争论

自由主义是西方资产阶级摧毁封建专制主义的一把锐利武器,并通过法国大革命传播到世界各地。在中国,《新民丛报》学人对西方自由主义进行了广泛的引介和宣传。他们并不是全盘照搬西方自由主义,而是通过日本文化作为中介,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自由主义进行了消化、吸收,以至于在某些问题上根本改变了自由主义的观点,引起了学者们的诸多争论。     

从鲁迅到胡适——读唐德刚《胡适杂忆》与《胡适口述自传》有感

题记:之所以下笔写此文,是由于之前有某子以孔子、胡适自命向他人灌输自己的思想。后来觉得关于思想还是应该读其书略作了解才可作一番评论,胡适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而已,如果仅仅扛着胡适的大旗做着有利于自己说理的事情,那便肯定是一种误读无疑了。之所以题名为从鲁迅到胡适,大抵是有几分眨鲁扬胡之意在的,原因在于从高中以至大学读鲁迅可谓不少,但是越读越困惑,甚至可以说走向了思维的死角,不能自拔。但是读胡适却越读越感兴趣,让人神清目爽,怡然自得。当然这个褒贬自是有其争议的,我亦不敢靠着读了两本书便妄自菲薄,这些只是一点个人看法与意见而已,真相如何,有待于探索。     

循证教育溯源及其困境

近年来在国内学界热议的所谓“循证教育”,缺乏学理上的系统整理。经研究,“循证教育”起源于西方现代医学中的“循证实践”,其逻辑起点是为了调和而非否定经验医学,并由此形成了作为临床医学教学方法的“循证医学”和在医疗卫生政策层面上的“循证指导”。20世纪80-90年代,在教育领域,欧美学界率先接受了来自医学界的“循证”理念,其目的是为了解决教育研究与实践之间的脱节问题,并发展了由“循证医学”所引发的在公共政策层面上的“循证指导”原则,在实践中指导了美国教育标准化运动,但最终以失败落幕。之所以产生这种困境,最核心的因素是教育研究中的“唯科学主义”倾向和新自由主义教育议程的全球化泛滥。对此,学界应有清醒的认识。     

新自由主义下美国教师评价改革及启示

近年来,新自由主义思想已成为美国教育领域的重要价值取向,且影响了教育法案和政策的制定,并推动着教师评价的不断改革与发展,使美国教师评价改革形成了两个评价层次,包括注重教师绩效的总结性评价和注重教师专业发展的发展性评价。在此变化过程中,由于改革措施过于强调教师问责绩效、注重学生标准化成绩,使得美国教师评价改革面临着诸多挑战。鉴于此,我国教师评价改革应该汲取美国教师评价改革的经验和教训,规避教师落入“绩效式恐慌”和“数字化陷阱”的风险,保证我国教师评价改革的稳步推进。     

民族危机下的中国自由主义——以20世纪30年代天津《益世报》为中心

本文以天津<益世报>为中心,将自由主义的理论研究置于20世纪30年代多重复杂的历史语境之中,探讨两者间的互动关系,以揭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严峻的民族危机之下对中国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重构.文章对30年代自由主义的解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重新解读自由主义的核心基础--个人主义;二、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主张开放党禁,实行政党政治;三、在保障个人自由与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制定宪法,并希望能按照宪政民主的原则,建立一个即有能力又有能负责的政府,以期克服当时严峻的民族危机.     

论徐复观的“儒家自由主义”思想的当代启示

新儒家关注的核心问题便是如何由"内圣"开出"新外王"、"返本开新"这一问题。徐复观也不例外,他的政治哲学在内在理路是,以儒家道德精神为基础,以性善论为民主政治来源,以自由主义论政,开出德治主义与民主政治相融合的"儒家自由主义"。     

论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方法论的局限性

以新制度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企业理论方法论存在三方面的根本缺陷: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作为企业理论研究的基础;把"新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出发点;采用静态比较的方法,把企业问题仅仅置于交换领域中研究.因此,新自由主义企业理论方法论从根本上看是不科学的.     

资本主义已成为俄国经济“普照的光”——列宁对自由主义民粹派经济理论的批判

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是列宁早期重要的理论活动。列宁科学地鉴别、处理与描述了俄国经济数据,批判了自由主义民粹派混乱的经济定义和粗糙的统计方法;以服务于认识社会有机体为原则,“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还原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体图景。列宁系统概述了资本主义经济起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指出封建主义经济在俄国衰亡、资本主义经济在俄国扩张不可避免,批判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经济浪漫主义”的狂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革命性和科学性。     

黎巴嫩新闻业自由主义新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概述了黎巴嫩的新闻业自由主义政策的形成、发展历史。作者认为,黎巴嫩是具有顽强新闻自由传统的国家,虽然历经战乱,电视机的普及率和报纸的发行量,都在阿拉伯世界居第一位。     

英国公共广播电视政策变迁的意识形态成因分析

本文着重分析了不同时期英国公共广播电视政策变迁的意识形态根源。首先,英国公共广播电视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20世纪初期的现代自由主义和英国保守主义。其次,自撒切尔夫人执政以来,新右派将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理解为满足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所有消费者利益之和就是公共利益。最后,冷战的结束后,第三条道路仍然把放松规制、促使竞争的政策视为经济政策的核心,同时强调社会公正,并对媒介内容和市场行为进行再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