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士不遇赋》看董仲舒的理想人格

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是汉代政治抒情诗的代表作之一。《士不遇赋》深切抒发了董仲舒个人怀才不遇的悲凉心绪,也典型地体现了一代士人在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下普遍的不遇境况。从这篇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董仲舒"君子固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格与志趣。这篇赋反映了时代变化,思想内容丰富,创造了新的体裁,在艺术形式上也取得了高度成就。     

汉初“孔子素王论”考

在梳理汉初素王话语流变的基础上,通过对《淮南子·主术训》篇与董仲舒的孔子素王论同后世孔子素王论进行比对的方式,确定后者即后世孔子素王论的直接源头。董氏素王论缘起于对秦制的不满及其实现儒家德治的冲动,其主要营建工具为布衣受命论,对“西狩获麟”的新解则是其营建契机。     

董仲舒生平考辨

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对策时间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冬十月，《资治通鉴》记载有误。董仲舒的生卒年应为公元前192年至公元前117年，而不是通常说的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04年。     

董仲舒思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贡献及其启示

董仲舒是奠定儒学王官学地位的关键人物,董仲舒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奠基者。董仲舒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贡献体现在：第一,董仲舒对“大一统”政治理念的阐释和推崇,推动了中国政治哲学对统一的执着追求,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延续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第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采纳后,为汉民族的构建和稳固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大一统”在思想层面的体现是“独尊儒术”。第三,董仲舒为汉帝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撑,成为汉帝国政治合法性和王朝延续的重要支撑,汉帝国的长期统治为汉民族的形成提供了政权上的必要条件。第四,董仲舒在汉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提供的历史经验为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关于董仲舒评价之评价

回顾历史,学界对董仲舒的评价表现出明显的两极化,或极端地褒扬,或极端地贬斥。从整个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两种评价虽然观点互相抵牾,但却均具有偏执、非理性即“不成熟”的共性。若“成熟”地讲,评价董仲舒应坚持“人文性”“历史理性”“学术界限”“开放性”四个原则,在此原则下对董仲舒的评价会更加公允。     

董仲舒与司马迁对“白鱼赤乌”与“天命”传承的阐发

司马迁和董仲舒有师承关系。司马迁和董仲舒都对有关周文王的白鱼赤乌传说显现出来的天命论有所关心。相对于董仲舒以“天人合一”论改造发展了王者受命于天的天命论,司马迁则是在编撰《史记》时编插入白鱼赤乌之类的神话故事来表述“究天人之际”的历史观。二者使用的方法有所不同,但是在以天命传承为“大一统”意识形态的理论核心方面殊途同归。     

仁义之道与《春秋》精神——从孔孟到董仲舒

面对天下失序的时代,孔子以仁义之道为支撑,修《春秋》为后世之君立法。《春秋》精神外显王者之道,内蕴仁义之道。仁义之道以“爱人”之仁为根本,义为仁的显现。孟子赞同春秋精神,他将仁义连称,强调士君子承担天下责任的担当,提出仁政方案,更加丰富了春秋精神的内涵。董仲舒于大一统时代进一步续孔子之道,以仁爱他人,以义正自己,以《春秋》学为体系,统合了人道与王道,并以天道辅人道,完善了天道、人道与王道三者统一的理论模式。     

董仲舒人性论思想探析

董仲舒在吸取先秦诸家人性论的基础上,将阴阳学说纳入人性论体系之中,并明确地提出性情二元、性分三等的理论,从"天人"的角度肯定了"圣人之性"的神圣性,"中民之性"的待教性,以及"斗筲之性"的不可名性,为皇权教化提供了合理的统治依据,从而开创了以阴阳之气论人性的新阶段。     

“董仲舒思想国际高端学术论坛”综述

在2015年“董仲舒思想国际高端学术论坛”上,国内外专家、学者对董子思想与文化中的诸多问题展开了交流与讨论。与会学者认为,董仲舒与孔子、朱子并称儒学三大巨擘。他借助外道而不离儒宗,构建富有活力的思想体系,其创造性手法值得当代哲学人借鉴。董仲舒的生卒之年,有学者提出两个区间说,即生于高祖初年,死于元封四年以后、太初元年之前。与会者澄清董子本人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成见,强调董学研究历史叙事与哲学叙事应该相互借鉴。今天研究董学要有担当,为创新国家治理体系贡献知识力量。董仲舒“三纲五常”思想继续引起学者争议。     

矛盾中显现的“士不遇”

董仲舒与陶渊明皆有＂士不遇＂题材的赋作传世,然而二者的境况却有极大的差别。本文通过分析当时对＂士＂与＂不遇＂的界定来探索董仲舒、陶渊明二人自身＂遇＂与＂不遇＂的矛盾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