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体法视角下“认罪认罚”情节的司法适用

当下学界围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研究成果甚丰,但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具体适用却不时陷入窘境,司法人员对制度适用的理解时常产生分歧,被追诉人的实体权利供给在规范层面亦不甚明朗。应基于刑事一体化与制度体系化构建维度的考量,在宏观层面建议对制度适用模式的理解不应局限于“认罪”与“认罚”条件的同时成立,并拓宽“认罪”的内涵,将自首、坦白案件纳入认罪认罚案件的范畴;在微观层面结合试点经验肯定认罪认罚情节的法律地位及其量刑价值,以责任主义与该当量刑理念为理论根基,通过量刑建议预先划定责任刑视角下的刑罚范围,并分立为“认罪型”量刑情节与“认罚型”量刑情节以应对量刑情节的竞合适用问题,并促进形成从宽情节的体系化构建。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证明标准的选择与保障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是否应该降低,当前,理论界与实务界都颇有争议,原因在于以下两点：一是检察主导与审判中心主义的冲突;二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土化思想的缺乏。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简化了检方的刑事证明程序,但这并不意味着定罪的标准必然降低。从我国刑事诉讼的本土诉求来考量,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应当选择法定的证明标准。在适用过程中应注重协商的限度、保障被告人的自愿性、坚持审判中心主义的理念,在此基础上,法定证明标准的选择才有保障。     

认罪认罚案件实现律师有效辩护之探讨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双方的较量主要集中于审前阶段,律师如何从被追诉人的角度出发,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与被追诉人充分协商以实现有效辩护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针对有效辩护面临的障碍,通过明确有效辩护的标准、完善值班律师制度、保障控辩双方实质性的平等协商、增强被追诉人权利意识、完善无效辩护审查救济机制等途径,律师才能实现有效辩护,从而保证量刑建议的合理性,保证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明智性。     

认罪认罚从宽之值班律师制度:问题与对策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值班律师制度的创设是当前刑事辩护制度改革的一大突破。值班律师介入认罪协商具有实体和程序的双重价值。由于值班律师制度的实践时间不长,值班律师在认罪协商中的参与程度不高,值班律师进行法律援助的效果不理想。有必要对当前的值班律师制度进行反思,尝试建立强制辩护的值班律师制度;明确律师在认罪协商制度中的辩护人地位;细化值班律师的值班职责;确立值班律师全程介入原则。     

“末代皇帝”自传诞生记

上世纪50年代,在战犯管理所,国内战犯写出了不少生动深刻的认罪材料,大部分以《我的前半生》为题。爱新觉罗·溥仪自己不能动笔写作,就由溥杰代笔撰写了一本40万字的回忆录式的认罪书——《我的前半生》。认罪书经抚顺战犯管理所油印后,分送给公安部及有关方面人员阅读。     

环境犯罪治理中的生态修复：困境、定位及出路

生态修复是近年来环境犯罪治理的重要议题。当前,司法实践中生态修复适用依然存在定位混乱、缺乏激励、监督不佳等问题。立足于自身性质与犯罪治理的现实追求,生态修复应定位于环境犯罪刑罚从宽之认定条件。如此定位下的生态修复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保护客体、理念、性质、程序、制度方面具有高度契合性,故建议将生态修复纳入环境犯罪案件认罪认罚机制,实现环境犯罪的有效惩治和生态环境的有效恢复。这一构想在制度层面具有现实可行性,程序上可提升诉讼效率,实体上可形成阶梯式量刑激励,同时以检察机关为主导,联动各部门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确保生态修复的质量和效果。     

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机制运行困境及出路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广泛运用,检察机关不断加大量刑建议制度的改革力度,量刑建议经历了从幅度刑到精准刑的转变。本文以西藏自治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结的747份刑事判决书为基础,总结西藏自治区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机制的运行情况,以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制度的难点、轻微刑事案件认罪认罚对于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及缓刑的影响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总结该制度在思想认识、制度本身和配套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对此,从三方面提出破解之路,即在将认罪认罚作为一个独立的量刑情节在实体法中予以确立的基础上,构建多元化机制,提升量刑建议精准化水平,并配套构建量刑建议的审查和救济机制,以期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务成效。     

走近中国刑技警察

这是一起很难移送检察机关的案件:3名歹徒持同一类型刀具将一名被害人刺死.犯罪嫌疑人虽然被抓获,但公安人员很难判断具体是哪个嫌疑人向被害人捅出伤及心脏的致命一刀.关键时刻,刑事科学技术警察接过重担.他们利用人体成伤实验平台,通过对3名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所处的角度及体位进行现场模拟,很快确定出致命一刀是谁所为,这个犯罪嫌疑人面对铁证也只能认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