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谣言与新闻的关系

谣言的定义 对于谣言性质的判定,实际上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古今中外有很多学者对于谣言是什么争论不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比较确定的定义。但每一个对于谣言的定义,其中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奥尔波特·波斯特曼:谣言“与当时事件相关联的命题,是为了使人相信,一般的口传媒介的方式在人们之间流传,但是却缺乏具体的资料证实其确切性。”纳普:“旨在使人相信的宣言,他与当前时事有关,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广     

网络流言止于网络传媒的公信

最近有关机构公布了一项名为“网络10大罪状”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网络外遇、垃圾邮件、网络谣言、网络上瘾症、网络色情、网络并发症、网络赌博、网络购物狂、网络疏离症、网络假民主为网络10大罪状。难道网络真的有这么多罪过？     

网络“正能量谣言”的生成与治理北大核心CSSCI

网络"正能量谣言"充斥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在突发事件发生的关键时刻,更成为滋生此类谣言的温床。文章试图从网络"正能量谣言"的传播内容、传播机制、技术要素中探寻其生成规律,着力于从"负面民意推手""舆情隐患因素""舆论狂欢元素"三个方面分析网络"正能量谣言"的危害,并基于"正能量谣言"的特点、规律等提出"技术监测识别""增强信息透明度""发挥网络社团作用"的三条治理方法。     

浅析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基于王凤雅事件的案例分析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新闻报道的门槛降低,自媒体等舆论领袖可以借助网络将普通的新闻消息变为公共事件。一方面,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报道有补充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监管不足,网络媒体也容易促使假新闻、反转新闻等产生和传播,为社会带来消极的影响。本文以王凤雅事件为案例,借助克罗斯的谣言公式,从事件重要性、事件模糊性和公众批判力三个角度探析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     

新浪微博与微信朋友圈的信息传播差异研究

社交网络上的信息传播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在社交网络平台上,传播者为普通受众提供新鲜及时的内容,普通受众则从中进行价值判断与选择,不停地传递着不同价值的内容,不同价值的信息流动使得社交网络平台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但是,不同的社交平台上信息流动的内容和话题存在着明显差异,内容不同是社交网络平台之间存在着差异化的外在表现。而在这些差异化的背后,其实是网络社交平台之间人际社会关系差异化的体现。     

微信谣言的产生原因及治理对策

微信作为自媒体时代一款热门的即时通讯软件,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许多便利的同时,也给谣言传播提供了新平台和新渠道。本文通过一些具体案例来分析微信谣言的产生原因,并从长效机制、法律法规、监管力度、媒介素养等方面进一步探讨微信谣言的治理对策,以期更好地防范和治理微信谣言。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东吴会稽谣言

在孙休孙皓统治期间,东吴国内先后爆发了三次事关吴主废立的政治谣言,其中两次发源于会稽郡而另一次也与会稽有关。以社会心理学理论为依据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三次谣言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会稽郡在东吴后期存在发生政治性谣言的条件,而且这些谣言的背后隐藏着两个"核心事实":第一,东吴君权更替极不稳定;第二,会稽士族渴望提升自身的政治地位。     

2015年中国传媒法研究综述(一)——基于CSSCI来源期刊和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之论文

2015年,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的第一年,又恰逢媒体格局巨变的背景,因此,这一年中国的传媒法研究,既体现出对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在新闻传播领域落实的期盼,也反映出面对媒体格局巨变的彷徨和求索。总体上来看,这一年传媒法研究领域广泛,成果丰硕,其中不乏高质量的论文。本综述的对象,为2015年发表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类和法学类CSSCI来源     

谣言研究中被遗忘的先驱——巴斯德及其经典文献的考察

本文详细回顾了印度学者巴斯德早年关于谣言研究的经典文献,评述了其研究成果对后世研究的重要影响。本文认为,巴斯德对谣言的系统研究不仅远远早于美国学者奥尔波特等人,而且其提出的关于谣言成因的解释也启发了包括费斯廷格"认知不协调"理论在内的其他研究。最后本文分析了巴斯德及其研究未受重视的原因并呼吁学界应该重新认识巴斯德的研究从而不断丰富谣言研究的"知识地图"。     

大数据时代下谣言传播的规避

本文阐述了网络谣言传播的危害性,探讨了大数据时代下网络谣言的特点,从减少谣言的重复率、阻断较大谣言传播、提升辟谣实际效果、加强政策引导支持四个方面,提出了大数据时代下规避、治理网络谣言的策略,希望对相关工作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