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中的心灵探索——论清教及超验主义思想对艾米莉·迪金森的影响

出生在显赫的清教家庭,艾米莉后来却发现自己与清教教义竟格格不入。欣赏并推崇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但终究不能与其融为一体。本文旨在探讨艾米莉如何接受并拒绝着这两种影响她一生的思想,如何在相互矛盾的二者中寻求平衡,进行其独特的心灵探索。     

从《红字》中人和社会的关系看霍桑的反超验主义思想

在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十九世纪中期的美国超验论者认为自立的个人是一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因素,个人利益高于社会利益。他们提倡用激进的方式改革社会,并在废奴运动中实践了自己的理论。而同时代的霍桑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持有完全相反的观念,他反对超验论者所标榜的个人主义和激进的社会改革,提出了渐进式、和平式社会发展观。霍桑在他的代表作《红字》中婉转而隐晦地表达了他在人与社会关系上对超验论者的反驳。     

华裔美国诗人李力扬诗歌研究

华裔美国诗人李力扬是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和经历,李力扬在题材选择和写作手法上有着独特的风格,并取得诗艺上的创新。他融合了传统的写作技巧和后现代派的手法,从他的中国家庭中寻找创作素材,表达爱和死亡的主题。李力扬思想理念深受中国道教、西方的《圣经》及美国超验主义的影响,他的诗歌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     

基督教超验正义——宪政的先在约束

在基督教的眼里人是罪恶和堕落的,而作为评判人性本恶的全知全能全善的造物主上帝则代表了正义的终极指向.正因为有了基督教的超验正义作为先在约束,宪政正义才得以具备绝对意义上的终极合法性基础.而超验正义向宪政正义地成功对接与过渡,更昭示了超验正义对宪政正义的剥离与支撑、约束与超越.     

爱默生超验诗歌对弗罗斯特诗歌的形塑

爱默生在他的一系列散文中系统地阐述了其超验主义哲学思想。他的诗歌中也充分展现了他的超验主义哲学思想。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是一个庞杂的体系,他超验诗歌对弗罗斯特诗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象征、整体性、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几个方面。在诗歌艺术生成层面,爱默生超验诗歌中的视觉意象、诗歌的散文化、口语化特征以及简洁的文句也对弗罗斯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胡塞尔现象学“还原”合法性的思考

亚里士多德和胡塞尔都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事物和事物的本质存在着差异,另外,也认为这种差异同时指出了认识这种差异的“条件”的心智能力,但是,他们对于心智“如何”表达认识这种差异的“条件”和不同事物的差异的能力,却有很大的差别,德里达指出了胡塞尔现象学中存在的两种危险,分析了这两种危险所导致的结果,正是这两种危险阻止了现象学作为作出哲学结论的哲学入门,但是德里达也并没有摆脱哲学的终极目的,而现象学与超验论假定都是极其丰富的财富。     

解读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

虽然爱情从未垂青过艾米莉·勃朗特,但她通过《呼啸山庄》道出了一种充满活力、炽烈的爱恋,渗透到爱情最难以渗透的秘密中,表明作家的创作也许不能和他（或她）的经验隔绝,但创作主体更需要的是想象力,从某种原有的形象（经验）中解放出来,进而创造新的形象（新经验）。     

论爱默生的自然观与人生观

爱默生崇尚自然,归隐田园。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万物都为人服务。他推崇人的灵性、自由,不愿受束缚;主张远离官场,但始终没有忘怀政治,对当时的政治提出批评,试图改变政治。他认为人具有神性,人神合一,推崇个人主义,提倡个性解放。作为一个超验主义者,爱默生的人生观来源于他所处的时空,他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     

再论超验主义——梭罗与陶渊明的自然观之比较

美国19世纪超验主义作家梭罗（1817—1862）与东晋时期的陶渊明（365--427）生活时代不同、国度迥异,但在文学思想上,尤其是在自然观上却惊人地相似。本文在对两者文学思想上的差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找出其共性所在,并进一步探讨其共性存在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