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的权利义务需要理性平衡

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报道了河北晋州海龙棉织厂生产"毒毛巾"事件,后经相关部门检验,该厂毛巾虽不合格,但未含禁止使用的强致癌物质。海龙厂随后对央视提起名誉权诉讼,终审法院北京市一中院以"生产厂家针对媒体与公众对其产品质量及安全的苛责应予以必要的容忍"为由驳回其上诉。     

科技论文文体结构所体现的美学特征

作为审美对象的科技论文,是作者通过科学实验和理性思维创造的一种美的结晶,其文体结构的美学特征主要体现为学术创新、真实可靠的科学美,结构严谨、层次清晰的形式美和准确简洁、朴实明白的语言美.     

司法与传媒：理性、宽容与自律

在司法与传媒的互动实践中,司法为传媒提供的司法活动信息,通过媒体的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司法的公开、透明,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为公众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创造了必要条件;传媒适度介入司法,其强大舆论影响与司法内在公正力量的结合,有力支持了司法抵制某些权力部门或强权人物对司法审判的干预,从而促进了司法公正的实现;传媒对逐步演进的司法改革报道,回应了公众对司法改革的呼声、要求及愿望,推动了司法体制改革的加快和深化;传媒对法院业绩的传播,树立了法院的形象和权威,弘扬了法治精神和理念.诸多公正司法裁判的范例经由传媒的报道,深刻地影响了公众的法律意识,使其相信公正和正义由司法而得以实现,从而对司法产生更多的认同感.     

学术著作走向市场的几组关系处理

何为学术著作?尽管存在档次高低之分和不同的看法,但它的基本概念是清晰的,专业性、前沿性和原创性是它的必备条件.在国外,学术是非实用性、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理性探索工作.因此,商业性和学术性的出版分野极为严格.在美国,商业性的出版,以短期大量行销、迅速结束为原则;出版学术著作,由各大学负责,不怎么考虑经济收益,主要顾虑学校的名誉与地位:学术著作大多印制一千册以下,精装、价高,其中大部分靠某种程度的资助,如企业、基金、家庭等.     

从“特殊权利”到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数据库法律保护模式的理性回归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技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而“知识产权维护是自主创新的重要环节，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非常重要。同时，知识产权是自主创新的基础和衡量指标，也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说）面对滚滚而来的“创新中国”大潮，档案工作在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实施和保护能力方面，要做些什么工作？应担当怎样的角色？本刊围绕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主题提供了几家之言，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示并引发深层次的思考。     

让读者在阅读快感中咀嚼理性--评论的选题、角度、立意与表达

评论是报纸的旗帜和灵魂。媒体的立场、责任、影响力，乃至舆论导向等等，都能通过评论很好地体现出来。随着新闻竞争的日趋激烈。现代媒体对新闻时效的追求，不仅使通常意义上的独家新闻趋于萎缩．也使报纸在这一竞争中越来越不占优势。评论，则成为近年来新闻竞争的一个焦点，为报纸抢占舆论制高点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     

收视率再批判

作者最早提出“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看法并非是要抹杀收视率的所有积极意义。收视率的负面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对矛盾之中:与主流意识形态导向间的矛盾、与电视媒体的文化责任形成矛盾、与电视观众的真实需求间存在矛盾。文章从受众心理和方法学上对收视率进行批判。认为应该全力促成“收视率”样本结构的调整和大力开展分众定性研究。文章不认同“收视率”对中国电视的绝对统治。如果“唯收视率至上”,事实上是放弃了对文化理性的追求,放弃了对人文艺术价值的追求。     

以计划为起点 以战略为重点——略论广电业中的知识管理

按照当代西方管理学的观点界定，所谓知识管理就是以知识、计划和策略为核心的管理。知识管理着力于如何用正确的方法做事，即以计划为起点，以战略为重点，在管理过程中强调知识和理性。换言之，知识告诉我们用正确的方法做事。广播电视系统是一个充满知识的系统，如何不为繁忙的日常事务所困，而以知识、计划和策略的理性管理来达到更高的产能和效率，是摆在我们面前现实而又带前瞻性的课题。     

博物馆讲解的三个重要"接点"--从《近代中国》陈列的讲解实践谈起

越来越多的博物馆讲解工作者,已不仅仅满足于观众对其讲解工作的接受,而且希望能在效果上有更大的突破,能够“出彩”、“抓人”,本文以作者在国家博物馆《近代中国》陈列的讲解实践为个案,从“历史性与现实性”、“感性与理性”和“文物情感内涵与观众共鸣”三个重要“接点”探头了它们与陈列展览讲解效果之间的关系。     

档案职业发展之理性回归

2006年第3期《档案学通讯》贺军的章指出，我国档案职业的现状不客乐观，其边缘化趋势愈来愈明显。其客观原因有三：一是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信息垄断，开放式的信息获取基本能满足大众需要；二是社会的民主意识增强，对档案部门不作为、不负责的行为和存在的体制弊端敢于说“不”，通过舆论宣传，影响档案职业声誉；三是档案职业客体在飞速发展的信息社会中“时滞性”更加突出，同时也加剧了其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