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之精神”和“傲成习性”

陈寅恪先生始终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陈先生担任中古史研究所长，陈先生提出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克思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我是教书匠!”——陈寅恪大师风范

作为20世纪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对中国历史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毕其一生的“治学”和“教学”两个方面。有关陈寅恪的“治学”成果,海内外学人探讨已多,论述甚详;而对其耕耘教坛,数十年如一日执教高校课堂的“教学”活动状况,则研究相对薄弱,专文论述尚不多见。本文从现存陈寅恪的来往信函、朋友与学生的回忆等资料入手,围绕教学经历、教学态度、教学观念、教学方式、教学风范等内容试作探讨。陈寅恪早年游学日本欧美多所著名大学,1925年归国,次年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始了艰辛的大学执教生涯,至1969年去世。这43年的教学活动,可分为以下…     

短文的分量

章的分量不是以字数多寡篇幅长短衡量的。‘当年梁启超向清华研究院推荐陈寅恪为导师，校长曹云祥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连硕士也不是。”问：“那他总该有大吧?”答：“也没有作。”曹为难：“既不是博士，又没有作，这就难了!”对曰：“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试析陈寅恪先生的关陇集团概念

本文旨在解读陈寅恪先生发明的关陇集团概念．廓清前人对此概念的模糊认识。通过对此概念生成相关文字的解读，逐一理顺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其流变。从种族文化入手，解读此概念的逻辑起点与终点，即生于胡汉融冶．止于胡汉再次分野．接着以影响集团流变的种族文化要素府兵制为线索，解读关陇集团的发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脉络。     

蔡元培、陈寅恪对“三纲五常”的解读——兼论贺麟对“三纲”真义的发挥CSSCI

对于君臣、父子、夫妇关系,可以从权力的角度解读为君权、父权、夫权,既可以从利上讲,也可以从义上讲,这就是《白虎通》既讲“三纲”又讲“三纲”以“五常”为心性基础之意。蔡元培从权责上解读“三纲”,讲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妇各有不同的权责,陈寅恪把“三纲”抽象理想地解读为君臣、父子、夫妇应当履行各自的权责与义务,都是从义上讲君臣、父子、夫妇关系。他们的解读,实际上是对《白虎通》“三纲”的进一步发挥,是贺麟所谓“三纲”的“真义”。     

试析陈寅恪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原因

陈寅恪一生钟爱中古史研究，他在史学方面的代表作也都集中在魏晋隋唐时期。但他晚年却用了大部分精力撰写《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两部专著，研究重心放在明清之际两个女子身上。他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原因主要在于：阐发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移情忘现实之痛苦；抒发兴亡之感；自验学术深浅。     

陈寅恪论(下)

通过对陈寅恪学术贡献与学术观点的评估、对陈寅恪人格特征与化取向的剖析、对陈寅恪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对全面评价陈寅恪的若干思考，可得出结论，陈寅恪存在理智与情感的尖锐矛盾，理智上能清醒地看到中国旧化必然歇绝的历史命运，情感上却无法摆脱对此化的深深眷恋。不仅陈寅恪的《诗集》，而且陈寅恪的全部作，都是对这一化的余音不绝的挽歌。陈寅恪的思想基础不是人本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他所追求和维护的不是“天下万世之真理”，而是囿于一时间(前现代)、一地域(封建中国)的终将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的纲常名教。陈寅恪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而是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     

凭心灵选择

正如每一条大道总有许多岔路,每个人在一生中总会遇见不少抉择的关口。是啊,许多事物需要选择。形而上者,如鲁迅为改造国民性而弃医从文;形而下者,如张爱玲所说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之选。一条道路固然单调,但有时候,太多或太难的选择未尝不是一种痛苦。这种痛苦,是心灵的痛苦。前些日子,在看陈寅恪的著作——些唐宋史论及《柳如是别传》。我感慨于陈寅恪坚硬的品格。他始终保持着一个人的独立人格,尊重事实,保持着对史学、对民生的终极关怀。国民党时期,他写下"九鼎铭辞争颂德";十年动乱中,他又写下     

人物传记阅读训练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后面的问题。陈寅恪刘继兴万里独步成绝学,世间再无陈寅恪。陈寅恪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耸入云端的高峰,被誉为近现代最博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