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与茅盾神话研究之比较

我国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和文学巨匠茅盾在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发轫期，对我国神话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探索并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们研究神话的初衷与目的、对神话的认识、神话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方法等，既有相同点，也有明显的差异之处。对他们的神话研究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我国神话学理论建构的历程。     

八哥学话

<正>自从我有了一只小鹦鹉以后,六一儿童节那天爸爸又给我带来了一只八哥。小八哥长着一身乌黑油亮的羽毛和一张小巧玲珑的嘴。比     

勘正点校本《史记》专名线误用两则

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整理本 ,但仍存在诸多错讹。本文结合古代地理材料 ,对《史记》中两处地名作了考辨 ,指出了点校本的标点错误 ,以期对《史记》的整理有所助益。     

这个“消极”、“积极”不寻常——对《怀疑与学问》中心句的理解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的《怀疑与学问》一文，提出中心论点“治学必须有怀疑精神”之后，分两部分进行论述，将这两部分自然地衔接起来的句子，就是文章的中心句（末段首句）：“怀疑不仅是从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要步骤，也是从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这句话承上启下，对文章的结构和内容，郜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准确理解这句话，有助于对文章的解读。然而．这句话中的“消极”和“积极”的意思却很让人费解．直接制约了大家对文章的深入领悟。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管窥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是顾颉刚先生在1933年任教燕大"秦汉史"课程时使用的教案,1935年刊印出书,原名《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全书体裁通俗,文笔流畅,深入浅出。本书实际上是一部叙述史学大师顾颉刚著名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点的历史书,在中国辨伪史上是一座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一幅再展史家风范的画卷--王学典、孙延杰著《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评介

王学典、孙延杰的《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从顾颉刚的史学成就及与其弟子们的学术传承、私情交往等方面，对顾颉刚及其弟子们的整体情况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介绍。本文即是从这些内容时该书进行了深入的评介。     

“司马谈作史”说质疑

司马谈作史,初唐时提起,之前并无此说。此后直到清代以前,学者只凭想当然,予以断定。清人方苞、俞正燮等根据对《太史公自序》的理解,从《史记》中寻找司马谈遗文,开考证之先河。王国维根据《刺客列传》等三篇的赞中提到公孙季功、董生、他广、平原君子俱与“余”有交往,而此数人行辈“远在司马迁之前”,推测文中的“余”是司马谈。以顾颉刚为代表,后世学者据此认定司马谈作史,并不断推衍,持论也更加肯定。其实,此说立论的文献依据有问题:其一,《太史公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其中的“先人”所指并非司马谈,而是世为史官的司马氏先祖和孔子。其二,“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只能是司马氏先祖和孔子“所次旧闻”,并非司马谈作史之断限,更非《史记》著述的目标。其三,即使《刺客列传》等赞中的“余”就是司马谈,也不能证实司马谈作史,而只能说明司马迁引父语入赞,班固著《汉书》即依此例。总之,“司马谈作史”说,因文献不足征,只可存疑,不能确定。     

含激愤于婀娜之中 寄妙理于旷达之外———析《蝶恋花》探索苏轼谪惠前后的心路历程

苏轼《蝶恋花》词约创作于贬惠的绍圣二年(1095) 秋。词中以“香草美人”寄寓了词人贬惠前后的感怀与识见, 含激愤于婀娜之中, 寄妙理于旷达之外。集情趣、谐趣、理趣于一炉。谐中寓庄, 似婉实豪、刚柔相济。     

实践的自由与美的范畴

人，作为个体的生存，从实践（以物质生产为中心）出发才逐步生成，而在实足走向创造的过程中，人们才不断达到一定的自由境界。正是人的实践－创造的自由使自然人化，人也人化，从而产生出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这种审美关系体现对象之上就是美，而体现在人本身之上则是美感。人类的实践－创造的自由同样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和一个共时性的结构，因此，它不仅有不同的自由程度和不同的自由境界，而且还有自由，反自由，不自由，准自由等几个维度；与这些不同的自由给度相关便形成了美，丑，柔美，刚美，悲剧性，喜剧性，滑稽，幽默的相应的美的范畴，并形成各个美的范畴之间的过渡，转化，对应等关系，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美的范畴体系。     

论“初唐四杰”诗歌创作的革新实绩

本文从“初唐四杰”对诗歌创作题材的开拓、对雄壮刚健的宏大气势的美学追求、恢复对文学抒情功能的重视以及对文质并重原则的贯彻等四个方面，分析论证了他们诗歌创作的革新实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