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调和的悖论——论刘邦的悲剧性

《史记》的悲剧性历来为世人所称叹,但对其悲剧的界定,多体现在悲壮人物身上,以表现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为基本特点,以惨烈的结局深化悲剧主题。基于黑格尔对悲剧的诠释,力图从冲突对立的矛盾双方入手,于双方的对立依存关系里寻求悖论的依据;且以刘邦为悲剧原形,以世人对其＂无耻＂和＂大度＂的评价为着眼点,既揭示其成功来源于＂无耻＂和＂大度＂,又指出其失败亦归结于＂无耻＂和＂大度＂,进而探讨个体在无法调和的悖论中所彰显的悲剧内涵。     

文学性的程度论之悖谬——与刘淮南先生商榷

刘淮南先生认为文学性意味着对文学属性的确认,又意味着对文学属性之强弱分析。按照这种说法,应该是先有文学属性的确认,然后才有文学属性的强弱分析。然而他却力主一种文学性的程度论,并否定从文学属性进行文学性研究的路径。这就陷入了一种逻辑悖谬。文学性实际上是文学的根本属性或者本质属性,对文学性的研究应该着眼于文学活动的整体,而不是仅仅着眼于文本或者作家创作。     

《西敏寺桥上》:对立的统一

华兹华斯的十四行诗《西敏寺桥上》因语言质朴而脍炙人口。具体分析这首诗的结构、韵律、修辞、象征、意象、悖论和语境以挖掘其深层语义结构和情感内涵,并揭示诗歌的形式与内容间的统一关系。《西敏寺桥上》看似形式与内容相对立,实则在形式和内容、整体与部分、情境与感情之间达到了和谐统一。     

预言悖论的缘起与发展

预言悖论是关于“知道”的严格意义的逻辑悖论,在当代悖论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诸多名称中,“预言悖论”这一名称更好地体现了该悖论的本质。博弈论的思想和分析方法较为恰当地揭示并刻画出预言悖论中所包含的关于认知主体的意图和行动的语用成分,因而成为今后研究的一个趋势。     

评普里斯特的“真矛盾”理论

普里斯特建立亚相容逻辑系统LP试图刻画悖论和辩证矛盾等"真矛盾"理论。"真矛盾"理论的存在是普里斯特建立亚相容逻辑系统的动因。该系统对于已发现悖论而尚未解决的理论系统给予了合理的刻画,但悖论中的矛盾和辩证法中的矛盾分别属于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因此,用一个系统来刻画有本质区别的两种矛盾是不准确的,该系统并不能恰当地刻画辩证法中的矛盾。     

技术控制语境下的道德恐慌策略分析

西方国家以技术理性为核心的社会控制方案在风险社会中受到挑战与冲击。作为化解风险危机措施之一的道德恐慌策略频频被派上用场。这种策略以社会冲突论为其立论前提,以道德相对主义、社会标签理论、实用主义为其理论基础,在现实运用过程中又存在着悖论。在深受全球化影响并致力创建和谐社会的当今中国,我们需要借鉴与批判西方发达国家的道德恐慌策略,需要强化风险议题的主导权与审查权、话语权与解释权,建构道德信念与正义安全的支撑体系以防范道德恐慌现象的无序蔓延。     

权力话语下的生存悖论——评菲利普·罗斯的《人性的污秽》

《人性的污秽》是菲利普.罗斯在20世纪末创作的"美国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作者通过主人公西尔克刻画了一个企图逃脱种族命运的当代俄狄浦斯王。以《人性的污秽》为对象聚集于特定的权力话语和公共道德的政治文化背景,从主体身份和道德取向两个维度探讨个体生存悖论,展示在权力话语无所不在的当代社会中个体对自我追求的无能为力,揭示公共道德话语对自然人性的压制和迫害,探索个体为追求自由对权力话语所作出的回应和抵制。     

技术政策、产业调整与经济可持续增长——"日本悖论"的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

经济增长归根到底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除了技术创新之外,还包括技术政策、产业结构和社会制度等因素。当前,日本的科技高投入、高产出(专利和技术贸易)和长期经济低迷并存,对于这一"日本悖论"可以从技术政策角度进行分析:相比美国和德国,日本的技术政策是"追赶使命导向"的,这一技术政策目标与当前日本经济发展阶段不相适宜;日本技术政策体系中研发产业高度集中化和承担主体单一化,以及日本特定社会制度环境下的产业结构对技术政策的反应和调整受限,这些都阻碍了技术创新、扩散和应用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传导机制。对"日本悖论"的分析对中国制定全面技术政策体系、实施相应产业调整以促进创新技术的扩散和应用,最终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信息技术投资效益实现研究

企业在信息技术方面投人日益增多,但似乎并未实现预期的效益。这种“信息悖论”现象促使人们去探讨信息技术的效益如何实现。信息悖论产生的原因在于测度不当、时滞和利润分配。公式3。图2。参考文献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