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生不逢时的重版--从《啼笑因缘》重版看“十七年”文艺范式

1930年《啼笑因缘》连载、出版后,成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通俗小说代表作。1956年它的重版是“十七年”文艺范式的一次复杂运作,从中可以看出,在政治语境下,张恨水小说与评论范式、作家身份认同以及读者群之间的关系,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出旧式通俗小说式微的原因。     

无畏中的软弱,轻松中的沉重--试析《我爱小丸子》中女主人公的精神本质和人性追求

《樱桃小丸子》是一部杂糅了多种商业因素和流行元素的带有浓厚的消费色彩的小说，它鲜明地显示了当代小说已经失去了学曾有的单纯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当代小说采取彻底失望的态度，只要传统经典学当中的学精神和美学追求在当代小说中一息尚存，我们就要肯定它的可贵并期待历史能够在这当中得以存留延续。     

冥婚与盲婚:一曲催人泪下的女性命运悲歌——评李金发小说《一个女性的三部曲》

李金发是中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是中国诗坛的“一支异军”,但他反映的落后闭塞的客家山村实行“盲婚”简陋旧习的小说《一个女性的三部曲》跟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却未引起文坛的广泛注意,本文将对其创作进行比较研究。     

基督教精神与中国现代文学

事实证明，中国新学的发展与基督教化的确存在着“极大极深的关系”(周作人语)。中国的新学作家们在吸取东西方先化思想的时候，均以敏锐的目光注视到了基督教化的独特作用和价值。现代作家对终极人生和现实人生的双重关注、对人类命运之迷的执着探索、对个人与社会现象的忏悔和批判等，都显示出基督教化对中国现代学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追求所产生的深广影响。而在这种影响的过程中，中国现代作家又表现出了自身的独立思考和鲜明个性。     

"淡乎寡味"——玄言诗注定的风格

玄言诗何以呈现“淡乎寡味”的特征?除开东晋社会、历史的原因之外,当中一定还有其他原委。对于玄言诗的创作,创作者的角度并非文学的角度;而且玄言诗的主要讨论对象《老》《庄》,其言语、情感观也都讲求平淡;玄言诗之前的谈玄工具———理论性论文在风格上亦是淡而无味。玄言诗的谈玄功能决定了其淡乎寡味的命运。玄言诗是在平淡无味的囹圄与规范中进行创作的必然产物。     

宗教精神的内化与升华——评许地山的《春桃》

在许地山后期作品创作中,宗教精神由外在宣扬变为内在情感体验,并以更隐蔽更有效的形式通过人物行动自发表现出来。本文将从人物命运、人物形象、语境氛围三个方面来分析许地山在《春桃》创作中的宗教精神。     

庄子对儒家天命观的融通

庄儒虽为二家,但其思想多有融通。儒家的天命观中,“天”有自然之义,也有不可知的必然性之义;“命”则包含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含义。庄子的自然之“天”既来源于老子,又吸收了儒家;而具有必然性意义之“天”与包含必然性与偶然性双重含义的“命”,则直接来自儒家思想。     

“西洋三书”与《镜花缘》中的社会风俗

明代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被称之为＂西洋三书＂,是作者跟随郑和下西洋亲身经历的记述。《镜花缘》作为一部涉海小说其部分内容与＂西洋三书＂有些相似。通过对＂西洋三书＂中暹罗妇女执事与《镜花缘》中女儿国＂女尊男卑＂;＂西洋三书＂中天方等国＂风俗好善＂与《镜花缘》中君子国＂惟善为宝＂;以及两者海盗现象,商品贸易的对比印证,可见＂西洋三书＂虽然记载了异国一些良好社会风俗,但仍将之归为＂夫圣化所及,非前代之可比＂是天朝教化所及而然,而《镜花缘》作者则将自己对天朝现实的失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理想,投射到海外超现实的殊方异域中。《镜花缘》对社会风俗的思考显然比＂西洋三书＂更为深刻和厚重。     

让阳光照亮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重审《人生》中高加林形象的警世意义

《人生》是一部在社会上引起过广泛影响的优秀中篇小说。文章从剖析高加林形象的人生轨迹入手,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徘徊在生活十字路口的年轻人应该如何正确挟择人生道路的问题,探讨了社会应该如何善待和引导像高加林这样有理想抱负、有才华、肯吃苦却还不够完美的青年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