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读” 的方法 ———以三首古代宫怨小诗为例简

“通读”是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的一种很好的方法。通读《玉阶怨》、《怨词》、《行宫》三首宫怨小诗,文本资源得到整合,审美视阈得以拓展,不仅开掘了每一个文本的文化、艺术蕴蓄,并且揭示了不同文本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捕捉到文本丰富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审美的信息,获得良好的文学鉴赏效果。     

杜亚泉编辑自然科教科书的思想与实践

杜亚泉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自然科教科书编辑者。讲求实学、救世济民的理想和对自然科教科书作用的认识,是他编辑自然科教科书的动因。他提出了选择教材的＂四要件＂思想和应处理好的三对关系,并贯彻和体现在其所编辑的自然科教科书内容中。他编辑教科书的思想与实践发挥了重要的启民智、育新人的历史作用,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对我们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T.S.艾略特诗学理论在中国的旅行——以卞之琳和穆旦的新诗创作为例

卞之琳和穆旦的诗歌创作都曾受过英美现代主义文学领袖T.S.艾略特的影响,但表现却有所不同。卞之琳的诗歌在形式和手法上都借鉴艾略特的同时,明显地表现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许多审美特征;穆旦的诗歌表面上完全西方化和背离传统,但在其精神内涵和艺术手法上,古典和传统的因素依然存在。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献疑》之献疑——也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评价问题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献疑》一文,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作出了与传统解读大相径庭的评价,其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作出批评的各方面,几近涵盖了学界从反面视角批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立足的全部角度。首先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结合"文学批评论"的相关理论,对《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献疑》一文中诸多理据提出质疑,而后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文本出发,立足于文本的外部形式和文本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两个角度,力图多层次、多角度地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作出客观评价。     

试论杜丽娘性格中“情”与“理”的矛盾冲突及其文学意义

作为中国古典戏剧舞台上一枝独秀的美艳"牡丹",《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以鬼之"虚情"对己,以人之"实礼"待世,实现了其人生价值追求的最大化。同时,对人性中潜在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淋漓尽致地演绎使其不仅在同类文学形象中独树一帜,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审视现实的空间和角度。     

杜甫选择秦州寓居的体质原因

杜甫于肃宗乾元二年七月携眷来到秦州。诗人选择秦州寓居的原因,除投亲靠友外,尚与自己的体质有关。杜甫属于畏热体质,他要选择一个比较凉爽的地方作为落脚之处,以使自己的畏热体质能够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而秦州气候凉爽,因而成为杜甫西行的首选之地。     

陈独秀与吴虞反孔排儒思想比较

陈独秀和吴虞是五四时期反孔排儒的健将。他们的反孔排儒思想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其产生的根源与民国初年的社会情状、化氛围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有关。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陈独秀和吴虞的反孔排儒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同时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杜甫的"陇道难"与李白的《蜀道难》之比较

杜甫的“陇道难”诗共计十六首。这十六首诗记述了杜甫从陇入蜀的一段行程,与李白的名篇《蜀道难》诗的从秦入蜀的行程有交叉之处,因而有可比点。对杜甫的“陇道难”组诗与李白的《蜀道难》诗进行比较,以期探究杜诗与李诗在心理背景、表现手法及风格特色诸方面的不同。     

偏差的航向——中国新文学大师的贡献和误导

贡献:文言和白话方面做的破立工作。误导:文白对立,否定古典,反对用典和对仗,更全面贬低中国语言文字。     

李杜与中原文化——兼论李杜异同之地域文化原因

中原文化的概念。中原文化与中华文化、河洛文化之关系。中原文化之特点:承传的正统性、崇实性、先导性、兼容性、辐射性。从杜甫的家世及青少年时期的经历看,他是在中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的。李白与杜甫的相同是因为都受到中华文化之哺育,都是受盛唐时代风气的熏陶,都博采了各地域文化之精华。李白、杜甫在思想、性格和创作风格上的不同,主要是因为家庭环境不同,青少年时期所受地域文化之影响不同,李白主要是受巴蜀文化之影响;杜甫主要是受中原文化之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