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道德经原旨》的皇道论

杜道坚认为历来为<老子>作注的人,皆没有探索到老子著书的本意,他作<原旨>一书提出,<道德经>实际上是一部与世事密切相关的资治书.他从治道,无为,民本,政务,刑法,教育,兵事,外交等方面,发隐抉微,论述了如何治理国家的大义.这是老学史上的一大突破,有其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爱米丽与杜丽娘之比较--兼谈福克纳和汤显祖思想的统一性

主要比较分析福克纳的小说《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和汤显祖的戏剧《牡丹亭》,在对作品中的两位女性爱米丽与杜丽娘作简要分析的基础上,从个体与社会的角度,探讨了她们不同命运结局的原因,以及由此展现出来的中西方化的某些异质与同质,指出一个伟大的作家之思想既具有传统性,又具有现代性。     

《都江堰》:余秋雨的睿智、文采和走调

《都江堰》是《文化苦旅》中堪称精彩颇有代表性的一篇。它的第一部分以求异性的独特的文化思辨取胜,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第二部分以文采见长,可读性强。但是,它也有"走调的"时候。读余秋雨的散文,欣赏其睿智和文采的同时,要谨识其浮躁煽情之处。     

心系天下的美丽——《诸将五首》的审美价值和讽喻风格

《诸将五首》的审美价值主要呈现于贯穿全篇的情感、思维的跨越和典故的运用之中,其讽喻风格则呈现了一种内敛化、全局化的政治眼光和讽刺意味的淡化。从审美价值和讽喻风格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解读,从而认为其中的变化都需要还原到作者人生的经历和思想的变化过程中去审视,重新建构只是建立在文本解读之上的判定标准。     

跨文化视角中的《花木兰》

美国迪斯尼版《花木兰》上映后在美国和中国的反响大不相同,是由于两国的文化价值观不同。中关两国文化价值观念在人性、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间取向、活动类型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美国版《花木兰》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木兰诗》在两种文化体系中产生的解读结果正好在同一题材上体现了中关文化中价值取向的差异。     

杜诗校勘学述略

由于种种原因,杜诗在传播的过程中出现许多异文、讹误、脱略情形,经过历代学者对杜诗的大量校勘工作,杜诗校勘学乃形成一门专门之学,其内容之丰富和方法之独特,都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拓跋鲜卑与慕容氏的关系及北魏初年的政治变乱

后燕灭亡后,进入北魏的慕容鲜卑遭到了严酷的镇压,这是在双方历史上复杂的关系背景下发生的。这一政治事件对慕容鲜卑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杜甫“行”诗之“变”的音乐涵蕴

杜甫“行”诗,从篇章到句式改变了初唐歌行的体调特征,独构新格。这一成就的取得,与当时歌舞大曲盛行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基于对音乐的敏感与对“乐府“传统的弘扬,杜甫创作“行”诗,内容上追踪汉魏行曲歌辞讽刺时事的美刺功能,结构上借鉴歌舞大曲多解组合以及行曲“简单而刚健明快”的特点,达到了声律与情感的契合。可以说正是杜甫充分吸收当代歌舞大曲的结构特质与音乐风格,以其“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结构了富于魅力的“行”诗,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境界,从而为他在诗体发展史上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从“秋兴”情结看中国文学的自省精神——读钱穆《晚学盲言》札记之一

现代学者有关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秋兴”情结研究颇多,但钱穆从中国文学深层的“人生自省”视角出发,对“秋兴”文学所蕴涵的生命自省意识的解说,无疑为我们反思中国文学自身的自省精神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论奥登与杜运燮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创作

奥登在上世纪30年代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状况和战争的诗歌,以中国抗日战争为背景写下十四行组诗《战争时代》。与奥登相似的政治时代背景使杜运燮在奥登诗中找到情感的共鸣,上世纪40年代中国诗坛的状况使他借鉴奥登表现时代主题的诗歌技巧和语言特色,并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将现实与艺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杜运燮对奥登诗歌的成功借鉴,对纠正上世纪40年代新诗的不良倾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