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校勘学述略

由于种种原因,杜诗在传播的过程中出现许多异文、讹误、脱略情形,经过历代学者对杜诗的大量校勘工作,杜诗校勘学乃形成一门专门之学,其内容之丰富和方法之独特,都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甲骨文在汉字形体体系中的地位

根据载体、书写工具、书写方式、对后世字体影响等方面的对比研究,商代简牍软笔书体是商代的通用字体,也是汉字形体体系中的核心字体,是后世汉字的源头。甲骨文仅是依附于简牍软笔书体基础上的,因载体、书写工具、书写方式、用途的不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字体。     

勘正点校本《史记》专名线误用两则

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整理本 ,但仍存在诸多错讹。本文结合古代地理材料 ,对《史记》中两处地名作了考辨 ,指出了点校本的标点错误 ,以期对《史记》的整理有所助益。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问题之辨析

本文欲就近来学界在陈独秀“二次革命”论问题上所发生之争论作一辨析，笔者认为，党的“二大”以后，围绕中国革命的性质，阶段和前途出现了两种趋向的探索，右倾趋向的探索以陈独秀为代表，他把来自于共产国际的右侧观点融合发展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他的见解违背 不断革命论，后来，蔡和森把陈之理论称作“二次革命”论，这种概括有利于把陈之理论与其它的理论区别开来，应予肯定，正确趋向的探索以邓中夏，毛泽东等人为代表，他们的见解也证明了陈理论之错误，当然，陈之某些见解也有可取之处。     

宋诗的和谐追求与陶、杜典范的树立

陶渊明和杜甫在宋代被推尊为典范,是宋诗发展过程中追求和谐的内在需要。诗人追求"仕"与"隐"之间的和谐,是陶、杜成为典范的人格因素;诗人对诗歌技巧与平淡自然的并重,是陶、杜成为典范的艺术因素;诗人追求身与心之间和谐的需要,进一步推动了陶、杜成为典范。     

论秦牧的寻根意识

土地、劳动人民、流浪等在秦牧散文中出现的高频率意象,以及其作品所蕴涵的浓厚的反思性,使得评论界历来将他定位在颂歌鼓手类.但深入探究其人作品,这非但不能作为他热情颂唱的证明,反而透析了他内心的迷惘与困惑,折射出其生活在精神夹缝中引发的一种变向、曲折的寻根意识.     

从百宝箱的多重意象解读杜十娘悲剧的社会根源

杜十娘的一生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真正夺去杜十娘生命的是其生活的社会,以及伴随资本主义的萌芽所滋生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在这种关系下,情与钱的冲突亦在所难免,而杜十娘恰好是这种关系的牺牲品。"百宝箱"是杜十娘悲剧意蕴的象征,从"百宝箱"这个意象入手解读杜十娘悲剧的社会根源,如金钱和权势对人性的腐蚀、传统观念对女性尊严的无视和戏弄等。     

浅论杜牧对词体的影响

晚唐诗歌对词体的定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杜牧的诗歌尤其是七言绝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词体发生着影响：杜牧诗歌的隐约深细为词体主流意境的形成导夫先路；杜牧诗歌将伤眷伤别的题材演绎得细腻多情，朦胧要缈，为词体所继承；杜牧诗酒风流的生活为后世词人提供了写作素材和写作的心境。前两个方面又都和晚唐文人与两宋文人更偏重隐约精微的审美心态有关。     

论费穆"新的电影观念"

费穆“新的电影的观念”是电影本体的自觉。他提倡淡化戏剧性,主张“素描地为人生画一轮廓”,这也是民族诗学的张扬。他强调影片“空气的布置”,注重在使用现代创作技巧中把握民族风格。     

论杜甫与中国狂士传统

狂士传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观，先秦的儒道思想为这种传统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源，而后来佛学尤其禅宗思想的传播与商业经济的发展等新因素则不断地丰富了这个传统。杜甫身上兼具儒家型狂士和道家型狂士两种气质。道家式的狂主要表现在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上，而儒家式的狂则主要表现为杜甫不管自身条件如何艰苦地位如何卑微都会积极地公开地表达自己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其中儒家式的狂是杜甫作为狂士的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