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源区生态环境现状及成因研究

通过对长江源区生态环境的科学考察和研究,摸清了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长江源区现有退化草地2．47×104km2,水土流失面积已达10.63×104km2。研究结果表明,生态环境的退化是自然因素和不合理的人为活动影响的结果,根据生态环境现状与成因提出了适应本区生态环境治理与重建的对策。     

川西盆周山地生态建设与发展战略——天全、宝兴、茂县为例

川西盆周山地是长江流域的重要生态屏障,是长江水源保护区,拥有土地资源、水能资源、生物资源、旅游资源等可再生资源的突出优势。其发展战略应避开资源开发与环境的冲突,以可再生资源的持续利用为中心,选择既发展经济又促进生态建设的生态农业,绿色食品,生态旅游业,水电业,天然药物加工业等为主导产业,同时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搞好水土保持和荒山绿化。     

汤屯高速公路沿线生态环境现状及其影响评价

汤口至屯溪高速公路经过黄山风景区旁边和穿越省级天湖自然保护区。采用实地调查和卫星遥感资料分析得知：从起点至琶塘为山岭重丘区,呈森林生态系统类型,以人工林、灌丛和茶园为主,从琶塘至终点为平原微丘区。呈农田生态系统类型;林地乔、灌、草总盖度在85％以上。公路中心线两侧500米内植物现存生物量约为370000吨。永久征地损失的生物量约为12000吨;树龄100年以上的古树名木32棵;项目区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12种。未见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根据现场调查和历史资料,区域内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5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27种：公路以桥隧通过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和实验区,桥隧可望成为动物通行的廊道,本项目对自然保护区和野生动植物影响相对较小。建议加强施工期间的管理,严防外来种入侵,开展生态监测。     

基于隐患因素的矿业城市生态安全评价研究

本文针对矿业城市中各种灾害因素对生态安全的威胁和影响,从生态隐患视角提出生态安全是隐患因素触发概率、损失度和响应能力的函数,并依据隐患因素触发的空间,从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以及人类活动圈层角度,初步确定基于五大圈层结构的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风险度量与模糊优选理论,提出矿业城市生态安全模糊循环迭代评价模型,并同时可以得到方案隶属度和目标权重,最后将其应用于辽宁省矿业城市生态安全评价中.结果表明,铁法市、抚顺市、阜新市、本溪市和鞍山市生态安全性指数较低,均在0.5以下,且为煤炭一冶金型矿业城市,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带来的资源短缺以及采矿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了生态安全的巨大压力;葫芦岛市、清原县、瓦房店市、宽句县和凤城市等生态安全性指数较高,其矿业生产涉及有色金属和化工等行业,矿产资源开采量较小,生态安全隐患的影响也较小.该模型科学、实用,为解决矿业城市在决策信息不完全确知情况下的生态安全评价问题提供了理论和途径.     

广东省生态文明建设与产业升级的耦合协调发展

基于生态文明建设和产业升级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分析模型,探究广东省21个地级市2000—2017年的生态文明建设与产业升级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及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耦合协调度层面,整体经历了"磨合走高、拮抗磨合交替、磨合协调主导"三个阶段且处于"拮抗、磨合、协调"阶段的地级市数量呈现"两头窄,中间宽"的梭型态势,形成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放射状;(2)耦合相对发展度层面,整体经历了"滞后主导、同步赶超、厚积薄发"三个阶段且处于"超前、同步、滞后"状态的地级市数量呈现"三角形"态势,形成以沿海地级市为核心向外扩散的趋势;(3)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层面,主要集中于Ⅳ、Ⅴ和Ⅶ三种类型,且沿海地区的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相对更优。最后,基于广东省整体、地区和地级市层面分别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教育支持问题研究

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在区域发展中起支持作用。高等教育在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中的支持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技术输出,服务当地经济建设;通过管理理念与经验输出,服务当地经济与企业管理;通过参与当地教育改革,服务于当地教育发展;通过人才输出,直接参与当地经济建设;通过培训,进一步拓展服务空间。     

湘中紫色土丘岗区农业生态工程优化模式的效益分析--以衡南县谭子山镇工联村为例

湘中衡阳盆地紫色土丘陵岗地分布广泛，这里普遍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部分地区甚至基岩裸露，土地荒芜，呈现红色荒漠化现象。本文以衡南县工联村为例，针对湘中紫色土丘岗区综合开发项目示范区的农业生态工程优化模式，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分别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综合效益等方面进行1990年与2001年的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工联村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指数均有显著提高，并已由非生态农业阶段发展进入到良性生态农业阶段，为湘中紫色土丘陵综合治理、农业生态工程建设和农业结构调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示范。     

金华江流域生态服务补偿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流域环境服务的提供者和与同一环境服务的使用者或受益者在空间上的分离,以及生态补差机制的缺位使生态系统管理者没有通过经济激励去改善环境管理,从而导致环境服务供给不足,服务质量低下.本文利用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评估金华江流域居民环境服务的支付意愿,并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Binary Probit模型分别分析了最大支付意愿及其支付方式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金华江流域的居民中有78.4%的居民家庭具有支付愿意,平均最大支付意愿E(WTP)为24.87元/(户·月),年平均最大支付意愿为298.46元/(户·年).最大支付意愿与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环境相对经济的重要性对最大支付意愿没有显著的影响,了解生态保护概念的受访者平均最大支付意愿并不高于那些不了解的人,这反映了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与行为偏差和"搭便车"侥幸心理.受教育程度与环境相对经济的重要性越高,则选择交生态补偿税的概率也越高;性别、年龄、是否经历过污染灾害与最大支付意愿对人们支付意愿补偿方式的选择都没有显著的影响.实施生态补偿政策,必须促进上下游农户和居民、相关企业和地方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直接参与到流域管理和决策中,实现流域环境共建和利益共享,在此基础上构建流域生态补偿体系.     

道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和谐旨向

道家道法自然、万物一体的生态伦理思想具有深刻的和谐思维特征。道家的自然之道,强调天人合一,彰显了对自然生态的关注,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思考;道家的无为之道,倡导顺应天道人道,突出了对社会生态的关怀,诠释了人与社会和谐的人文意蕴;道家的养生之道,信奉节欲尚俭,调和身心,凸现了对人自身的关爱,揭示了人之身心和谐的价值诉求。道家生态伦理和谐思想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之身与心的和谐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     

水族源流考（下篇）

通过对历史典籍、民俗风情及水书、水历等方面的分析研究和考证,水族是六千多年前就已生活在中华大地荆楚江淮地区的一个勤劳、坚毅、果敢、勇为的古老民族。其祖先就是帝喾高辛时期曾经担任“水正”和天文法要员的共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