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天道思想

天道既是一种普遍的存在,也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就其普遍存在而言,天道就是天理,在朱熹那里天理是一种脱离了现实世界的独立存在。而从现实的存在来看,天道就是日用常行,包含着一种必然性。     

金砖国家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测算与比较——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和结构分解的实证分析

为了探索金砖国家在不同双边贸易中是否存在碳减排的国际贸易途径,采用金砖四国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1年投入产出表,将经济分为11个部门,构建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金砖国家对外贸易隐含碳,并进行行业结构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俄罗斯从1995-2011年,一直处于进出口贸易隐含碳净顺差国,而且样本期内净顺差规模逐年扩大,已经沦为“污染天堂”;中国进出口贸易隐含碳绝对数逐年增加,行业贸易隐含碳特征有明显差异,金属制品、橡胶、纺织等行业处于贸易顺差且顺差规模不断扩大,而采矿业长期处于逆差,从2000年以后成为进出口贸易隐含碳净顺差国,正逐渐沦为“污染天堂”;巴西贸易隐含碳处于基本平衡状态,不属于“污染天堂”;一直处于进出口贸易隐含碳净逆差,且逆差规模逐年扩大,说明印度不仅没有沦为“污染天堂”,相反,正不断从对外贸易中获益。金砖四国隐含碳行业结构分解结果基本趋同,一直处于进出口贸易隐含碳净逆差,且逆差规模逐年扩大,说明印度规模效应是隐含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结构效应对隐含碳排放有促进作用,但不显著;技术效应对隐含碳排放有抑制作用。     

儒家人文精神的确立何以可能

先秦儒家以原始宗教中的上天信仰作为背景和依据,对天人关系的内蕴作了积极开拓,同时在道德实践的价值历险中又融入其化成天下的人文考量.在儒家那里,上天信仰与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并不矛盾,"天"不具有西方宗教信仰中的人格神特征,天与人之间经由"德"而间接发生作用,这为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预留了空间.儒家仁学思想的成功确立和广泛推行,得益于从上天信仰的视角对人进行准确的价值定位,并在价值历险中致力于开显和提升个体的精神世界.     

论《天问》错简与叙事流归

屈原<天问>叙事,确有5处因错简而致结构紊乱、次序不清的现象.重新整理原文的叙事层次,并从叙事结构的角度尝试分析其韵式,对读懂<天问>具有意义.     

论神人一体的哈尼族连名谱系

哈尼人连名谱系的共同始祖均为天母姆玛。连名谱系既是哈尼族关于人类与众生起源变迁、文化事项发明创造、社会制度创制沿革的高度概括,也是对族群先辈辗转迁徙、宗族家族繁衍根基、个体生命血脉旅程的忠实载录。从传承族群记忆的角度观察,连名谱系是哈尼族记录祖先不朽业绩的群英图谱,它反映出哈尼族以天母骄子嫡传后裔自居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人生观,从根本上决定了其传统文化体系构建的方向和路径。     

孔子的随机天命论辨析

孔子恪守天命论，断言人的生死寿夭、贫富贵贱和德才贤良等都是上天的安排，皆属命中注定；上天对人命运的安排不言而生物、随机而莫测，天的这种存在状态和命定方式使人对天难知难言，只能通过祭、祷来待命，这使畏天成为天人关系的主基调。孔子强调随机的天命论，突显了命运的一次成型、不可更改，否定了人的后天作为，但有一定的心理平衡和警世作用。     

《铸剑》与《奔月》:灵魂的自我审视

《铸剑》和《奔月》从其产生的过程来看,都是作家生命意识的一种外化,是鲁迅对自我灵魂进行的无情的解剖和展示,是他信念迷失和精神痛苦、矛盾、彷徨所产生的灵魂深处的独特的情感体验。"后羿"和"黑衣人"正是鲁迅内心世界分裂的人格矛盾的体现,二者分别象征着鲁迅思想对立的两极。"后羿"的形象中蕴涵着鲁迅灵魂深处的一种浓厚的虚无感和自卑感,而"黑衣人"则代表着他决绝地向黑暗势力复仇的坚强意志。     

比较视野下的中西理想社会研究

乌托邦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实体论思维模式之上,它以超验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否定为基础,进化史观的烘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促成了近代西方乌托邦的涌现。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最典型的思维模式,它是一种诗学思维模式,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在历史观念上,循环史观是中国历史观念的主流,最为根本的是天人合一肯定现实世界存在的合理性,这一切决定了中国只有逍遥隐逸的桃花源,而没有否定现实世界的乌托邦。     

《补天》:人与神的碰撞

本文从人与神的碰撞这个角度解读《补天》。在《补天》中 ,鲁迅试图借助神与人的塑造告诉人们 ,人性的堕落带来了神性的消失。神与人的对立描写带来了美与丑的对立以及相应的结构样式。所谓“油滑”在鲁迅那里 ,便是对于虚伪“德性”的一种诙谐而又辛辣的嘲讽     

董仲舒对儒家仁义思想的改造及其意蕴

董仲舒以天人论为形上依据,吸收百家思想,对先秦儒家仁义思想进行了改造。他的改造突破宗法血缘限制,否定了孔孟的“亲亲”之仁、“敬长”之义,从人我的角度对仁义思想进行区分,把“仁”和人、“义”和我联系起来,提出了“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的仁义法思想,从而赋予“仁”和“义”新的内涵。这一改造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