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儿坡遗址——被遗忘了的秦雍门宫

雍门宫作为秦宫殿之一,是秦始皇软禁太后的处所。然而其地理方位史学界却颇多异议。通过对史籍的剖析和对咸阳塔儿坡出土铜器的研究,认为秦雍门宫遗址就在今咸阳市东北塔儿坡一带。     

论先秦儒家之“孝”的变异

先秦儒家之“孝”是平等的,主张父子对等,主张谏诤,反对盲从.但是在与君权的斗争中,先秦儒家处于绝对的劣势,使得其不得不接受君权对先秦儒家之“孝”的篡改.结果是先秦儒家之“孝”中积极的一面被忽略,代之以专制、奴化的成分.这种变异有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内因方面,先秦儒家之“孝”理论本身不够完善;外因方面,统治者发现了先秦儒家之“孝”的弱点和漏洞,并利用其来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     

秦陇人吼出的华夏之声——清末陕甘旅日学生创办的进步刊物

清朝末年,陕甘留日学生创办的报刊,揭露列强侵华图谋,剖析陕甘社会危机,鞭挞国民弱点,为关陇之人敲响警钟.身处异国他乡的陕甘爱国学子,通过报刊杂志与深陷绝境的同胞们携手作战,以刊为阵地,以文为号角,为国民吹响救亡图存的集结号和改革变法的冲锋号,与垂死挣扎的清朝政府和虎视眈眈的外国列强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博罗与骆越的起源

古伯虑在岭南大地上留下了历史足迹,这主要表现在伯虑与博罗、浮罗、勾漏以及“蒌语”等方面。古伯虑人遗迹遍及广东、广西和越南,它们是先秦广东伯虑古国和骆越民族的历史遗迹。博罗、伯虑等隐含着骆越起源于伯虑国的历史信息。     

试论秦朝暴政和法家思想的关系

秦朝的暴政包括重赋、重役、重刑.法家主张重赋、重役、重刑与否,是秦朝暴政是否和法家思想相关的重要判断依据.法家总体上是反对重赋和重役的,因此法家思想不应对秦朝的重赋、重役政策负责.法家的“重刑轻罪”思想是秦朝实行重刑因素之一,而非全部因素.因此,法家思想应对秦朝的重刑政策负责,但不应承担全部责任.法家思想既具有反重赋、反重役的反暴政因素,也具有重刑轻罪的暴政因素,具有复杂的两面性.秦朝的暴政是与统治者的冷酷个性、骄傲自大、骄奢淫逸、信奉五德之说、为争权夺利而不择手段以及采用法家的重刑之说等因素有关,仅仅把它归结为受法家思想的影响难免失之于简单化和片面化.     

北宋神宗时期徐州文人活动研究——以苏轼、秦观、陈师道为中心

宋代文人具有强烈的结盟意识,几乎每个时期都出现过引领风气的文坛盟主。笔者以苏轼、陈师道、秦观等主要作家为切入点,对北宋熙宁、元丰间的徐州文人交游唱和活动展开研究。该活动历时两年,始终以苏轼为中心,参与者既是朋友又是师生,基于共同的人生志趣和文学追求,在徐州寻胜访幽、诗酒酬唱,翰墨往来不断,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这不仅为当时的文坛增添了新的因素,而且对北宋后期及后世的文学观念与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学大家安作璋先生访谈录

安作璋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从事秦汉史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的著名史学家,其论著曾受到史学大师郭沫若先生的赞赏,被日本学界誉为"秦汉史之大家"。从20世纪80年代始,安先生践行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治史思想,研究范围逐步拓展到中国通史、地方通史、文化通史、文献学等领域,建树颇丰,独步学林,至今已成为一代史学大家。通过阅读安先生的论著,与安先生面对面访谈,努力探寻他在史学多个领域独辟蹊径,不断前行的内因和规律,希望能够给读者以启迪。同时还邀请陈乃华、张仁玺、高志文三位教授撰写了三篇专题研究论文,与访谈录一同发表,以鄕读者。     

论先秦儒道文艺思想的互补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儒家与道家便是其中的两大重要派别,二者既对立又互补。具体而言,儒道互补表现为源头上的男女互补、出世与入世的协调和审美意识的相互补充。这种互补有着一定的根基和缘由:孕育于先秦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特殊的哲学基础之中,以"道"为共同纽带,均崇尚和谐美。可以说,先秦儒道的文艺思想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对后世具有较大的启示:对国家治理而言,应当注意调节"秩序"与"自由",以达平衡;对文学创作而言,应将"为人生"与"为艺术"结合起来。     

苏轼《杂书琴事》与文人琴的形成

分析和探讨苏轼《杂书琴事》中的琴学观点,揭示其中体现的琴学思想对后世文人琴思想形成和古琴音乐发展的重要影响。     

论秦汉至曹魏时期从“异子”到“同居”的演变

秦国时商鞅实行"异子之科"对家庭模式进行控制。然而随着王朝更替,加之诸多因素的影响,虽有"汉承秦制"之说,但西汉初就开始逐渐改变秦国的"异子之科",经东汉发展,最终于曹魏时期正式废除了"异子之科",而建立了一种相对成熟的"同居"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同居的范围、户籍关系、财产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各个时期显现着不同特点。而这个演变过程的发生,也有着深刻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