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写在《红学档案》前面

红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也存在着相当多的误区。在索隐、考证、评论这“红学三派”中,索隐派极容易误导读者,考证派有贡献也有局限,评论派则代表着红学未来的发展方向。近年来的红学热引人注目,其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只有认真从学术史角度对红学加以反思和清理,客观评价红学的历史与现状,《红楼梦》研究才会拥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创作理想与文本叙事逻辑的错位--重评《红旗谱》

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曾经被看仁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描绘农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史诗”，作品中的朱老忠历来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理想化的农民英雄的典型形象。但重读作品，就不难看出，文本的叙事逻辑与作家的创作理想发生了严重的错位，评论界对《红旗谱》的界定不过是用现成的流行的政治话语进行粘贴的标签。     

试述红军在贵州的民族政策

1930年到1936年间先后有数支中国工农红军进入贵州开展革命活动。红军在贵州实施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促使贵州民族关系发生了变化,推动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红二方面军胜利长征之四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 ,分两路挥师北上 ,继续长征 ,走过草地 ,沿途斩关夺隘 ,战胜无数艰难险阻 ,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 ,排除了张国焘的干扰破坏 ,终于在会宁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宣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     

超越:现实主义的坚执与民间立场的践行——重读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

作家始终坚执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突破了主流话语和创作初衷的局囿,逼近了生活和历史的真实;同时,深厚的生活积淀和浓重的平民意识又使作家恪守民间立场的精神站位,将民间叙事和政治话语,宏大叙事和传统技法自然熔铸在一起,从而使《红旗谱》在印证某种政治理念的同时,冷漠了当时小说的流行范式,彰显了薪火相传的民族风格,实现了艺术超越。     

由清代评点看贾蔷之“正邪两赋”

贾蔷是《红楼梦》中的一个复杂人物,他体现了曹雪芹“正邪两赋”的创作原则。从其真情与能力中可以看出这个人物除了骄侈钻营以外,还有“纯良”的另一面,清代学者的评点可为佐证。     

无法抵达的民间——论《红旗歌谣》的抒情主体性问题

在“大跃进”时期,特定权力意志的政治需要,决定了其对民歌的价值取向和功能定位,使得五四时期对民间歌谣天籁价值的学理研究,在《红旗歌谣》这本被称为“诗三百”的诗集中纯粹凸现为政治运作,由此造成了民间歌谣的本体偏离。《红旗歌谣》中,“民间”的意味丧失殆尽,从而导致了在此基础上的“民间想象”所表达的“大我”抒情主体性的虚幻。     

《红楼梦》为何不拉到千万字？——漫谈《红楼梦》的“空白”艺术

《红楼梦》不到一百万字的篇幅,可它的内容、思想、艺术容量却千百倍超出于此。奥秘之一在于,曹雪芹把“空白”这一艺术手法运用到了极致：一是对关键情节、细节叙述的故意中断;二是对人物行为动机的故意回避;三是对人物语言的故意省略或者模糊;四是对人物道德、事件性质评价的故意缺位。由此可见作者对小说艺术魅力的无穷追求;对读者的高度尊重和信任;对社会、对历史、对世界认识的高度的睿智。     

文化对语言的影响——以《红楼梦》为例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没有语言这种特殊的文化,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同时文化的发展又影响语言的发展,不同的文化因素与跨文化交流会影响到语言的不同层面,小到词汇、语音,大到句法篇章结构。《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鸿篇巨著如一条文化长廊为语言受文化影响提供了例证。     

脂批关于人物形象真实性的讨论

本文通过对脂批的检视梳理,从看待陈腐旧套的态度、对于情理问题即“真实性”的解释以及作者阅历与人物塑造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总结脂批关于人物塑造真实性问题的理论成果。希冀通过这样的总结与探讨能够对脂批中人物塑造理论的核心问题达到全面而深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