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学的一个新创例--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述评

与以往年谱“单记行事”,只记谱主好处,不说谱主坏处不同,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抓住谱主史学理论家的特点,全面深入挖掘谱主在史学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也揭示和批评了谱主在社会伦理观念上的“卫道”偏见。这使本谱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也为年谱学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     

苏轼兄弟的军事思想及边防策略

苏轼兄弟一生的吏事章都有显成就。在军事思想和边防策略上，他们也有一定建树。就军事思想而言，苏轼早年在立国、用兵、边防等问题上均有自己的主张，后来在他治军的实践中，体现了其一贯的军事思想；而苏辙早年涉及军事的言论甚少，但已经表现出与苏轼的不同。北宋从神宗到哲宗在边防战略上的明显变化，苏轼兄弟身为朝官自不能置身度外。在对待西羌、西夏的关系和策略上，虽然他们的言论多少不一，但都表现出对此的高度关注，也清楚显示出策略上的不同。     

《尸子》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学派属性

从名实论、尚贤论、去私论三个方面分析《尸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从治学方法、思维方式、思想体系三个方面分析《尸子》一书的学派属性，可知《尸子》应属于战国时期楚国黄老学派的一部重要著作。     

汤式散曲漫议

汤式是元末明初的散曲作家,但因为生于元末明初散曲已经走向式微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更由于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落魄江湖,正史无传,所以众多评家在谈到散曲艺术时极少提及汤式。即便提到也仅一笔带过。其实汤式作品内容丰富、艺术性强。朱权《太和正音谱》评他的散曲:“如锦屏春风”。     

浅论刘禹锡咏史怀古诗的艺术个性

刘禹锡是中唐独具特色的优秀诗人,在我国诗歌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诗在韩孟、元白诗派外独辟蹊径,自成一派,影响巨大。这与刘禹锡自觉总结诗歌理论是分不开。试以其自己的诗歌理论为指导,以其咏史怀古诗为中心,通过分析其咏史怀古诗内容的旨意含蓄,风格的取境精练、语言警策、想象丰富来显示刘禹锡独特的艺术个性。     

假玄立论以无为归——释道安佛学思想探微

所谓格义,即中国早期佛教学者利用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以诠释佛经奥义的做法。事实证明,释道安对格义之法并不反对,他所否定的只是机械比附。无论是他的佛学本体论还是他的禅数思想,可以说都是通过借鉴魏晋玄学建构起来的。在处理外来文化时,在不扭曲其本质精神的前提下,却能将它与本土文化的矛盾降到最低,这样的明智做法显然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通过释道安佛学思想的建立,我们可以再次看出我国早期佛界学人的博大心胸和高超智慧。     

辉县百泉藏北宋涌金亭碣考

今河南辉县百泉藏有一北宋碑刻,上有苏轼所书"苏门山涌金亭"六大字,并有"眉山苏轼"落款,碑刻上另有两处题记,史称涌金亭碣。碑文书法风格近似颜体,又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苏轼至辉县百泉的时间应为元祐三年(1088年)九月十七日至元祐四年(1089年)四月之间,碑文应题于斯时。碑刻题记详细记载了此碑的流传情况,此碑刻最早被汲郡胡戢收藏,后被进士孔揖、邑佐李琦收藏,最后邑令王嗣晖将其镶嵌在涌金亭内,流传至今。由对胡戢的考证可还原其和晁补之、苏轼、苏迈、张耒的交游情况。而胡氏藏匿此碑四十年,反映了北宋新旧党争的政治状况以及苏轼仕途和苏学的发展变化。     

《新世训》何以为“训”

针对冯友兰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以生活方法新论为副标题的《新世训》何以为“训”来展开论述,其一它是“接着讲”而并非“照着讲”;其二它是“周全之道”而并非“偏至之端”。     

北宋非性命学的兴起与转变

在经学原典的基础上,在融会三教、复兴儒学的时代呼唤下,北宋儒家学者吸收佛、道之说,深述性命义理,逐渐建构起形而上的新儒学。与此同时,以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苏辙为代表,对性命学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他们的非性命学基于排斥佛老、重振纲常,崇实黜虚、提倡实学,批判王安石变法而立论,先见性地揭示了性命学空谈不实之弊。随着性命学成为时代风尚,他们又向性命学方向转变,以自己独特的性命之学来批判现有性命学的不足,显示出学术发展的多元化,更折射出学术发展的曲折与必然。     

贺贻孙诗学批评中的诗“厚”论

贺贻孙与竟陵派有着深厚渊源,他沿竟陵派的思路将诗＂厚＂之说进一步充实完善,形成了以＂厚＂为中心的诗歌理论体系——诗＂厚＂论。其内容主要包括：神厚、气厚、味厚是诗＂厚＂的具体组成,三者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富、肥、蛮、淡、薄则是与诗＂厚＂相关联的五个审美范畴,它们与＂厚＂或类而不同,或对立却内通;内养作为创作主体的修为,是达到诗＂厚＂的基础;蕴藉作为表达方式,是诗作通向＂厚＂的路径;无厚之厚,是诗＂厚＂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