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大洪水与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兼论从"满天星斗"到黄河中游文明中心的转变

尧舜时代是一个社会转折的重要时代,由于史前大洪水,处于黄河下游及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氏族部落都集中到黄河中游的豫西、晋南及陕东一带。由于公共事务的繁多,各种官员的设立便越来越多。到禹的时代,兵器的使用与战争的出现也增多了,刑法及管理刑法的官员便出现了;这样派往各方诸侯视察监督的使官也出现了,特别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赋税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了,于是早期国家的政治组织形态便形成了。同时也出现了由新石器晚期各区域文化“满天星斗”的格局向黄河中游文明中心转变的特点。     

“恶之花”——夏金桂

“外具花柳之姿,内秉风雷之性”的夏金桂在《红楼梦》的女性形象塑造上颇具特殊性,大观园女儿是诗化的、美化的、理想的,夏金桂却是写实的、现实的、真实的。作者通过塑造夏金桂这一恶女形象寄寓劝惩之旨,从反面来警戒世人不要妄动动风之情,展示了“妄动”之害。     

夏禹文化研究三题

研究夏蜀文化,主要研究大禹。大禹出生之地,自然便是夏文化的源头。大禹生于西蜀,大禹文化源于西蜀,夏禹文化与西蜀文化密不可分。     

治水的成功与夏王朝的建立

大禹治水的成功,在多方面对夏王朝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中原地区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契机之一。通过治水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加速了各部落间的联盟与融合,强化了中原华夏集团的领导地位,推动了国家的产生;使禹在民众中的地位和声望大为提高。权力得到强化,为禹在各部落联盟中取得共主地位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通过治水,人们认识到统一思想和中央集权的重要性,希望有英明领袖领导他们发展生产,过上美好生活。建立专制集权社会符合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夏东岩理学思想引论

夏东岩晚年方有意于学问。其一禀吴与弼（康斋）、娄谅（一斋）崇仁学正统思想体系,坚持朱子理学规范,反对阳明心学,尝试矫正阳明心学之弊,使明代儒学向实用理学回归。但由于他所坚持的朱子学是被吴康斋、娄一斋心学化、主观化的理学,故其思想处处显示出陆王心学色彩,被后人认定为“禅学”。这显然是他竭力要避免的。本文深入夏东岩遗著,试图探明其思想本色,明确其明代思想史地位。     

论子夏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作为孔子思想和实践的直接继承者,子夏毕生致力于传播儒学,并把儒学与战国社会实际紧密结合,创立了儒之西河学派,使儒学更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他整理六经,发明章句,促进了儒学传播,并奠定了汉代经学的基础。     

西夏京畿的佛教文化

西夏是佛的国度。西夏京畿是西夏王朝佛教文化的中心。西夏立国近二百年间,在这里留下了大量佛教文化的遗迹和遗物。西夏京畿特殊的人文、自然环境,为党项政权佛教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皇室的倡导,帝师国师等高僧参与,西夏京畿成为佛经译印中心;由于藏经佛事的需要,西夏京畿成为皇家寺院中心;众多的佛教文献文物精品,展现了西夏京畿独特的佛教文化艺术价值。众多的遗存连同传世的相关文献,为西夏京畿的汉传、藏传佛教文化,乃至整个西夏佛教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西夏京畿对于藏传佛教的东传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角度谈“上”“下”二词

现代汉语中＂上＂＂下＂二词作为方位词时,其引申意义体现出了＂上尊下卑＂和＂上好下坏＂的文化意义;作为趋向动词时,呈现出了明显的褒贬色彩的不同;作为动词时的一些义项也体现出了褒贬色彩的不同。对这些文化因素的研究与教学,既是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显示了文化教学对词汇教学的促进作用。     

一次还原地方性文化记忆的成功尝试——兼评夏明宇先生的“渝西谚语研究”

我国历来十分重视谚语的收集、整理,夏明宇先生在他新近出版的《文化视野中的渝西谚语研究》一书中,致力于以亲历者的身份进行区域性谚语的收集、整理和还原性阐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还原地方性经验的有益尝试。著者的身份、经历和研究方式,决定了还原不可复得的文化记忆的可能性。     

《楚辞·天问》所见夷夏关系及其考古学印证

《天问》中保存了较多的夏、夷集团的史料,全面地反映了五帝时代中期至夏初两大集团的关系是权力斗争和交流并进的：在夷夏斗争中,包含着婚姻等和平方式的交往;在婚姻关系中,也蕴含着斗争和利用,并非以往学者所说的单纯的武力斗争。《天问》仅千字之文,全面记载了这一时期东夷、华夏集团联盟间的重要史事,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