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虚饰与史官叙事的理性自觉

《左传》虚饰,包括杜撰情节、修饰人物语言、描写细节和场面,也包括史官对不同来源的材料的自由组合。这些载录中都包括了史官的想象、选择等主观性因素,是前所未有的。《左传》虚饰并非出于文学的目的,而是为了追寻事件中的道德意义,符合当时的“实录”观念,是叙事理性化的一个必然阶段。史官对人物德性的重视、自我在场的道德实践以及立言之志等,都必然会导致虚饰的产生。《左传》是史官的“传闻”之史,它与“典策”文献相互支持,而《春秋》笔法对《左传》的虚饰有着直接的影响。此外,“传闻”之史较为自由的传播、载录方式,也为虚饰提供了条件。虚饰将巫史文化中的神秘审判,转变为现实社会的道义审判。     

《左传》“君子”评论之文学研究

在<左传>中,作者为了实现价值引导,往往以"君子"的身份频频露面,并借"君子"之口发表评论,采取了叙事与评论分离的策略.本文从内容、形成原因这两个方面对<左传>中的"君子"评论进行考察,展示了其在文学方面的突出成就.     

《左传·申之会》“堕币”考

《左传·申之会》"王使往,曰:‘属有宗祧之事于武城,寡君将堕币焉。敢谢后见’"历代学者都对"堕币"及相关纪事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尚无共识。文章参阅了《礼记》"币"的用途,以及对《左传》"堕币"其它记述来看,"堕币"就是致送贽币,是古代两国宾主相见的礼仪。"寡君将堕币焉。敢谢后见",无非是表达了希望见面,并先以"堕币"为由头表达行相见礼的意愿。而这里的"币",则是玉帛等用作两国君主贽见的名贵礼物,而非作为祭币的一般性物品。     

谭家健《〈谷梁传〉叙事比论》的几个问题简

谭家健先生《〈谷梁传〉叙事比论》以记得事详便是优点,似乎记得事详就等于文学性强,这是偏见,文学性是由多种因素构成和影响的一个复杂的系统,绝不能仅仅以记得事详或写得字多为唯一判断标准.《春秋谷梁传》之宋楚泓之战、晋杀阳处父、楚屈完对齐桓公、柏举之战、殽之战之文学性明显优于《左传》之记载.     

基于典籍的春秋社会时间序列演变分析方法初探

春秋时代作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都发生了急剧的变革。研究这一时期社会变迁,对于阐释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统文化观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文章以《左传》为语料来源,以文本挖掘为手段分析春秋社会演变规律,借助社会变迁相关理论对春秋时代进行结构、表现及动力等不同维度的描述,进而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构建对应的量化指标。通过融合词频分析、聚类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社区结构挖掘等多种文本挖掘技术,实现各项量化指标的计算。实验结果表明,研究设计的文本计算方法较好地描述了春秋社会结构演变、演变动力及演变表现,与人文学者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对于人文计算的开展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但在模型构建、特征挖掘的方法以及结果评价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释“陗”一一孙鑛《左传》评点关键词研究

孙鑛采用评点这一方式对《左传》进行品评赏析,“陗”字多次出现在孙镀的评点语言中,主要体现在字词、句式方面。字词方面主要集中体现语言艺术特点,句式方面主要集中体现文章结构特征。目前学术界对于孙鑛《左传》评点探究较少,试图从孙鑛《左传》评点中的关键词“陗”切入,探讨孙鑛对“陗”的阐释,体现其追求质朴文风和雄健的审美理想及复古思想。     

《左传》中的战争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了生存和发展,由此引发了大大小小的战争,并且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战争的胜败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策略、将帅才德密切相关,德、义、礼、信成为评判战争正义与否的依据。《左传》重视战争的战略战术,讲究策略。《左传》既是丰富战争实例的荟萃,也对战争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总结。     

《左传》历史思想新探

《左传》承认历史有阶段性的变化,又认识到各阶段之间的本质联系。《左传》通过描述历史人物活动及其联系展现了春秋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的不同特点,表现出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空间历史人物的活动相联系的特点,从而初步揭示了历史纵向发展与横向运动之间的关系。     

“互见法”探源

"互见法"为司马迁首创,这一观点似乎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但也有人沿波讨源,将其源头追溯到<吕氏春秋·有始览>.事实上,<吕氏春秋>中除了<有始览>中以"解在乎"标示的"显性互见"外,还有一类作用与它几乎完全相同,却没有任何标示的"隐性互见".循"隐性互见"的路径继续探寻,则可将<史记>互见法的源头上溯到<左传>.互见法并非司马迁首创,他的独特贡献在于将互见法与纪传体结合起来,为以后纪传体史书的撰写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20世纪以来《左传》、《国语》成书、作者及性质的讨论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左传》成书的讨论，一个最大的成果是否定了刘歆伪造说，而肯定其成书于战国时期，部分学者甚至认为成书于春秋末年。在研究方法上则体现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倾向，一些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等受到学者关注。关于《左传》的作者，学术界提出左丘明、子夏、吴起、鲁国左姓人等不同说法，但多数学者倾向认为是左丘明，同时又指出《左传》的编撰经历了一个过程，左氏后人和孔门后学可能都参与了编撰，这种研究方法明显体现出“释古”的特色。关于《左传》是否传《春秋》，学术界也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一次成书”说、“二次成书”说等不同观点。学术界关于《左传》的讨论往往和《国语》联系在一起，学者围绕《国语》与《左传》是否同为左丘明所作，《国语》成书时间在《左传》之前还是之后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