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选取区位商指数作为测度指标,对1997—2010年我国31个省市旅游产业、星级饭店和旅行社的集聚水平进行定量分析。运用面板数据协整检验、估计分析与因果检验,考察全国范围内以及东、中、西部旅游产业集聚及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全国大部分地区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呈逐年提升的态势。东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整体上明显高于中、西部。旅游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与此同时,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全国范围内以及东、中、西部旅游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不同方向的因果关系。     

FDI、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制造业行业的实证分析

我国的FDI与产业集聚在空间上的耦合决定了将二者割裂开来研究其对制造业行业TFP增长的影响有失偏颇。本文运用DEA-Malmpuist指数法测算了2000-2009年我国制造业28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将FDI、产业集聚与TFP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分析FDI与产业集聚对制造业TFP及其分解指标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TFP年均增长9.6%,其中80%以上是技术进步贡献的;行业间的技术进步差距较小,技术效率变化差异较大,而后者是TFP增长差异的主要其原因。回归结果显示,总体上,FDI存在技术溢出效应,产业集聚发挥了正的外部效应,二者的交互作用对按要素密集度分类的四类型行业TFP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     

三丙酮胺对离体大鼠心肌缺血的保护作用

离体大鼠心脏灌流实验表明,三丙酮胺(TAA)能改善缺血心肌的收缩功能,降低缺血心叽中过氧化产物丙二醛(MDA)含量,保护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活性,提高胞浆肌酸磷酸激酶(CPK)含量,并有效地抑制CaCl_2诱导的血小板聚集作用.     

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模式与优化——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在分析国内外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研究基础上,以中原城市群为例．探讨了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的模式和优化问题,并通过旅游线路体系的完善和空间结构的重组与优化促使中原城市群旅游区演变为较理想的发展模式。     

论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演进中的竞争策略

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地方行政力量调整和可持续发展的外部背景下,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格局正经历着变革性的演变,城市群竞争力的塑造也面临着诸如行政力量变动、基础设施消长、生态控制等突出的问题。而从国外城市群空间开发和竞争力提升的经验来看,空间结构扁平化、空间联系多向性和城市群空间特性服务于地域综合开发的趋势是竞争力得以获得的途径所在。因此,未来的长三角城市群在借鉴国外经验解决自身发展障碍、参与全球竞争时的具体策略在于制度整合国际化、经济发展空间均衡化、竞争永续性和核心边缘地区统筹化。     

中国东部超大城市群生态环境建设成效与发展对策

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粤港澳大湾区3个东部超大城市群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高速发展伴随的高强度人类活动给城市群的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严重影响了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多维生态环境数据,分析了3个超大城市群生态质量、环境质量、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治理能力4个维度20年来的生态环境演变历程,评估了国家和地方层面环境政策和举措的成效。结果显示：2000年以来,3个超大城市群的生态用地稳中有增,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水环境质量不断提升;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污染排放明显下降;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增强。《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计划》《“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的实施对城市群生态保护和大气、水及固体废物等污染的防治作用显著。研究讨论了超大城市群生态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对应的保护发展对策,为超大城市群后续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产业协同集聚、数字技术支持与资源错配

修正资源错配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产业协同集聚是改善资源错配的重要驱动力。文章从外部性视角构建了中心-外围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采用2003—2020年中国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使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和PSM-DID模型,理论与实证分析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地区资源错配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产业协同集聚借助数字技术功能对资源错配的修正效应产生倒“U”型“本地-邻地”空间作用。另外,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产业协同集聚通过数字技术外部性对资源错配的修正作用越来越强。本文还发现：区域一体化战略通过提高区域间数字技术扩散强度会进一步提升产业协同集聚对资源错配的修正效应。本文基于产业协同集聚在数字技术的调节作用以及在区域一体化的推动作用下能够修正资源错配这一重要结论,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发展中贫困”困局的成因与破解对策.--来自新阶段重庆扶贫开发的调查与分析

2011 年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已由“解决温饱”进入“发展致富”新阶段.市场失灵导致贫困地区要素集聚能力弱、投资不足,资源环境约束导致扶贫移民数量大、增收难度大,城乡二元制度导致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差距大、农村要素资本化程度低,贫困人群知识技能缺乏导致其人力资本存量低,以及财政扶贫资金总量不足、配置效率低,使贫困地区普遍面临“在贫困中发展、在发展中贫困” 的困局;加上贫困标准的提高,新阶段扶贫开发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应加大投入力度,增强贫困地区发展能力;完善政策配套,提升易地搬迁扶贫效率;提升贫困人口人力资本,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加快制度创新,增强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加快立法研究,为扶贫开发提供法制保障.     

论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唐山市为例

唐山是我国最早建立起来的重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大部分企业是依靠煤电而建立起来的。然而,随着煤炭资源的渐近枯竭,现有的能源逐渐不能满足社会经济不断增长的需要。资源、环境、产业结构诸因素与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一系列矛盾,将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资源型城市应如何规避＂资源诅咒＂的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服务外包业集成创新发展及其路径选择

服务外包业是中国承接世界产业转移、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支撑。当前中国服务外包业正处在从自发创新向自主创新的过渡阶段。在对中国服务外包业发展态势及其问题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服务外包创新发展思路的分析,在集成创新思想指导下提出中国服务外包业实现自主创新的集成创新发展思路及其对策措施,以期为中国服务外包业实现又好又快科学发展提供研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