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中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及翻译策略

英语与汉语中有大量的习语,由于民族的生存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历史典故,习语呈现出文化差异,翻译时既要考虑源语的共性,也要注意其个性。     

提高英语口语交际能力的几个措施

文章从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交际能力,熟练的语言交际技巧,丰富的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等几个方面阐述了提高英语口语交际能力的方法和措施。     

从马克思、韦伯到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异化的批判与反思

随着工具理性的日益强大,现代性越来越表现出异化性特征,从而丧失了对人类基本价值和意义的关注。马克思、韦伯和哈贝马斯从不同视角分析了现代性异化的演变流程,揭示了现代性在寻求人类获得效率的行为模式的进化过程中,铸就了一个缺少价值和意义的机械化“铁的牢笼”。为了消解现代性异化带给人类的风险,马克思、韦伯和哈贝马斯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路径选择。虽然,现代性的异化现象并未完全按照马克思、韦伯和哈贝马斯所设计的方案退出历史的舞台．但马克思尊重人的存在价值的思想却启发了我们从另一个思路．即从文化语境的视角消解现代性异化的可能性。     

文化教育在大学外语教学中的地位

从分析文化概念入手,结合时代背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和大学英语教学实践,运用跨文化交际及语言习得和文化习得的理论,探讨了文化教育在大学外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并围绕文化教育的原则、外语教学的特点及规律等,以大量实例为基础,具体阐述了如何在大学外语教学中实施文化教育。     

网络艺术的审美范式

网络艺术已日渐形成自己的后审美范式,即虚拟现实的符号审美、在线交互的活性审美和游戏世界的快乐审美。这些艺术审美方式的变异是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在网络时代的必然延伸。     

大学—中小学教师研修共同体机制建构的实践逻辑

构建大学—中小学教师研修共同体是新时代教育体系改革的实践逻辑表达,也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改善教学质量、教育研究理论与情境实践经验破镜重圆、回归教师教育教学本真的关键路径。然而,持续性不足是其现阶段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它表现为文化的游离和冲突削弱了共同体的向心力,资源的搁浅和流失分化了共同体的共享度,角色合法认同的单一性限制了共同体的合作层次,组织管理的分割性阻碍了共同体的协同度,评价激励制度的滞后性和功利性影响了共同体的持续力。应遵循不法常可的思维向度,从文化内驱机制、跨界生成机制、结构能动机制三个维度深度探究大学—中小教师研修共同体机制建构的实践逻辑问题。     

常熟馆藏明代墓志研究举要

常熟博物馆、常熟碑刻博物馆藏250余件明代墓志为研究常熟地区明代时期建置沿革、农业经济、科举教育、氏族兴衰和民俗风情诸方面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亦为探讨江南地区的明代粮长徭役、私家园林、结社会集及廉臣能吏诸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昆仑文化意象与区域文化特征

昆仑文化是根基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思想之源、艺术之源、精神之源,特别是昆仑文化的四大意象系统,即神话意象、宗教意象、文学意象、政治文化意象等已深入人心。将昆仑文化作为一个学术体系,或者作为青海地方文化的标志,可以使人们对整个青海历史发展过程有较为清醒的认识。     

传播学视角下的城市文化建筑设计与传播策略研究

信息时代到来,以互联网移动终端为主要传播途径的社会信息共享效率大大提高,大众需求也随之提升。大量城市网红建筑及“打卡点”的出现表明建筑设计传播过程已不能忽视当下新媒体传播环境对其造成的影响。这些建筑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传播载体,成为社会公众与城市文化生活联结的“桥梁”。运用传播学理论对建筑设计传播过程进行解读,以与公众社会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城市文化建筑为研究对象,基于传播学理论提出以建筑功能与形式统一为底线,通过建筑外界面视觉感官建立第一印象,通过建筑文脉符号加快信息传播及接收速度,通过开放公共的内部空间体验加固信息传播效果,通过数字技术手段丰富建筑信息的表达方式和公众感官体验。最后提出适应新媒体传播环境,积极运用多样化的拟态传播环境促进建筑信息传播效率的策略。     

The Subsidized Muse: Government and the Art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Using the neo-classical justifications for government support of the arts that Dick Netzer discussed in The Subsidized Muse as a starting point, the article contends that market failure is not an useful concept to understand and explain cultural policies and the degree of government involvement, particularly when viewed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basic fault is that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the role of non-state actors in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policies are not taken into account. Discussing some aspects of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in 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Swedish and U.S. cultural policies,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 call for the use of neo-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s in analyzing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arts fie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