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企业规模、研发强度、资助强度与政府科技资助的绩效关系研究——基于浙江民营科技企业的实证研究/P P /P P/FONT /P

政府科技资助的绩效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本文基于文献研究,建立影响企业R&D投入的实证模型,采用浙江省民营科技企业数据,测度了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进一步,分别从企业规模、研发强度、资助强度等不同视角研究政府科技资助的激励效应,探索政府科技资助的激励机理,研究发现：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滞后一年的R&D投入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规模越大,政府科技资助激励效果越好;政府科技资助强度越大,激励效果越好;企业研发强度影响政府科技资助激励企业R&D投入。     

大连实行政府采购与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对预算执行审计的影响与对策

随着以政府采购与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为核心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稳步推进,将给预算执行审计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和发展环境。针对大连市在实施政府采购与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中,对预算执行审计工作带来的深刻影响进行探讨,文章介绍了大连市政府采购的实施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的情况,指出其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应对措施。     

加强政府履责监督 推进惩防体系建设

责任政府是指积极履行法定义务和职责、积极回应民众的社会的基本要求,并能自觉承担政治、法律和道义责任的政府.[1]文章对食品安全的履责监督、安全生产的履责监督进行了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应用到政府部门的责任监督过程中,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以制度为保障,实现了政府部门及人员以"分责全方位、知责全覆盖、履责全到位、问责全过程、负责全落实"为主要内容的"五责"监督体系,从而建立起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网格化监管机制,实现了人为监督向网络监督、静态监督向动态监督、事后监督向过程监督的转变,取得了良好效果.     

村治过程中的宗族--对赣、皖10个村治理状况的一项综合分析

按西方主流理论,宗族作为“原始组织”,将为“人工创立的社会组织”所取代,但在近20年来我国农村宗族却出现了复兴的新情况。本根据对10个村治理状况的深度观察,从日常生活、村庄、行政村和村际关系等层面分析了宗族对村治的实际影响。指出,宗族在村治过程中发挥着双重性的功能,一方面,提供了较好的服务与帮助,填补了若干管理真空,避免了更严重的失范和无序,而且,强族组织与宗族集体意识成了抗拒行政权力不法侵害与剥夺的工具;但另一方面,宗族往往以狭隘的本族利益为归依,奉行着恃强欺弱的逻辑,并倡导男尊女卑,崇尚迷信。因此,不应简单地对宗族给以全面否定和肯定的结论。要构建农村治理的新秩序,虽然无法舍弃宗族,但是应当寻求新的资源和新的机制。     

基于不同政府采购模式下的图书馆文献采购工作研究

政府采购模式包括集中采购模式、分散采购模式和集中采购与分散采购相结合模式。我国政府采购实行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文章对不同政府采购模式下的图书馆文献采购工作进行探索研究。     

绩效问责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绩效问责机制对区域创新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而相关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从组织回应绩效问责的理论视角出发,以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为切入点探讨绩效问责与区域创新的关系,运用面向31个省级政府2003~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尽管绩效问责对区域创新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影响尚远远不充分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故而绩效问责的机制设计需要考虑不同地方政府的角色特征及其印象管理动机,更有效地发挥地方政府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主导作用。     

无米下锅抑或激励不足？政府补贴、企业绿色创新与高管激励策略选择

绿色创新已成为驱动中国制造业转型的重要路径。过度依赖科技政策的外生冲击而忽略企业内生激励机制,容易造成创新平滑失效和公共资源的配置扭曲。本文从财税政策与公司治理双重层面,重点探讨政府补贴与高管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整合影响。研究显示,薪酬激励的创新补偿效应能够提升财税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平滑效果;相比之下,声誉激励对财税补贴与绿色创新关系的影响并不显著;薪酬激励与声誉激励的互补关系催生了激励组合的创新补偿效应,在薪酬激励强度适中的条件下,财税补贴能够实现对绿色创新的最优驱动作用。本文能够从公司治理视角揭示财税补贴创新悖论的成因,并为优化政府财税政策和企业创新激励机制,推动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试论我国宪政程序的完善

我国宪政程序在立宪程序、行宪程序和护宪程序中都还存在着很多不足,其主要原因在于程序工具主义观念、程序主体不独立和严格规则主义的影响.对此,笔者根据正当程序的观念和宪政主义的要求,分别对三大宪政程序提出了完善措施,以期早日实现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     

自然垄断产业的社会有效性的模型分析

采用建立新的效率标准模型来证明政府的管制政策应兼顾成本弱增性和竞争机制,实现社会经济效率的最大化,从而克服了传统理论忽视社会经济效率所包含的社会成本因素这一弊端,并对此进行了扩展.认为政府管制政策应兼顾社会成本和收益,重视竞争的积极作用,以实现对自然垄断产业的社会有效管制.     

英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演进脉络及政府作用机制特征

运用文献资料法、历史分析法、逻辑分析法等,对英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历史演进脉络及政府作用机制特征进行深入剖析。首先,以重大历史政治节点为界,将英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分为二战前、“福利国家”下、“新自由主义理念”下、“第三条道路”下四个不同历史阶段,并对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其次,着重分析了新时期英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转变中的政府作用机制及特征,主要涉及竞技体育政策形成机制及特征、精英运动员培养机制及特征、竞技体育服务供给机制及特征、竞技体育资金分配机制及特征。最后则指出了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转型的若干启示,主要包括,顶层设计层面：构建民主、科学、连贯的竞技体育政策决策机制,强化竞技体育政策的绩效考核;人才培养层面：完善教体融合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加大国家彩票资金和政府拨款向社会基层竞技体育事业的倾斜,培育社会主体发展竞技体育的积极性;公共服务层面：营造面向大众的竞技体育产品及服务供给机制,以高质量的精品系列体育赛事为平台,促使竞技体育发展成果惠及民生。资金分配层面：提高竞技体育财政预算的科学性与激励性,加强竞技体育财政资金分配的监督审计,提高资金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