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与材料别择——顾颉刚《三皇考》读后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产生于20世纪初西潮泛滥之际,其理论方法虽以实验主义为标榜,实际上则始终以“对二千年之中国传统史学予以毁灭性的打击”的目标结论为预设。自由、独立观念渗透在学术之中,则有以百姓店铺流水账簿与六经正史意义等同的史料学出现,误解“六经皆史”为“六经皆史料”,经史子集的源流等差亦全然泯灭,而史官遂尽失职守。《三皇考》作为顾颉刚1929-1936年间所作几种主要疑古著作之一,在现代学术史的演变中占据重要地位,将此作番条分缕细的剖辨仍属必要。     

中国史学史校本教材的编写和教学法浅谈

教材、教法是教育改革的两项重要内容,中国史学史的教学也不例外.我们要在选用史学史权威教材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再编写自己的校本教材,并相应改革教学方法,这样才能使学生在接受知识的同时,提高他们的价值判断能力和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能力.     

Posthuman feminism and the rhetoric of silent cinema: Distributed agency,ontic media,and the possibility of a networked historiography

This essay pursues a pressing question in the study of posthuman rhetoric: Now that distributed agency has, to a degree, been theorized, to what use can it be put by feminists? In attempting one provisional response, the essay argues on behalf of the importance of a posthuman conception of ontic media, recuperating feminist agency not within a particular historical individual but, instead,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er mediational networks and their nodes. Taking as its primary artifact Anita Loos’s groundbreaking 1916 film His Picture in the Papers, the essay historicizes and articulates Loos’s particular brand of indirect-qua-distributed feminist agency. In doing so, the essay gestures more broadly toward the role of such networks in the recovery of feminist critiques previously resistant to historicization due to their distributed nature.     

以史证教与以史驳教——清初天主教传播与中西方史学交流

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及信徒与反教士大夫分别从“以史证教”和“以史驳教”的角度研究和开发中国古代史籍,从而使中西方在史学领域内迈出了文化交流的重要一步。但在史学领域内部,中西双方均缺乏充分的实质性的接触,因而该论战虽点燃了中西史学会通的星星之火,但毕竟仅停留于史学表面,未能深入内里。中西史学的进一步交流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巨大转变仍有待于来日。     

笑谈古今也从容——试论“戏说历史”的文化内涵

任何一种历史记录都带有某种程度的主观性,任何人都不具有界定、说明、解释历史事实的终极权力。不同的历史观和历史记录掩藏着不同的旨趣,对历史题材的处理遮蔽着不同的利益。“戏说”历史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戏剧的形式述说历史,一类是以游戏的心态述说历史。一般社会精英易于容忍前者,却难以接受后者;而在普通百姓那里,这种区分没有多少实质意义。并非所有的“戏说历史”都是合理合法或有价值的,但探索总是应该允许的。     

历史、历史学与中华民族精神

在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创新求变、民族忧患和历史借鉴等等的中华民族精神;而数千年延绵不绝的传统史学,则肩负起了记录和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使命。为了完成时代赋予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我们迫切需要通过对传统史学的学习和研究,来汲取、培育和弘扬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中华民族精神,以此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意志力和生命力,提高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进取心、责任感和使命感。     

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

近20年来,中国商会史研究越来越为中外学者所瞩目,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史、经济史、社会史、现代化史诸研究领域的进展。本文在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建构的相关层面上,深入探讨了商会史研究在研究视角、历史解释、理论思维、范式突破诸方面对新史学建构的学术意义。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面向21世纪的新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乃是以新社会史为标志的“总体史”。     

谢肇淛在史学上的贡献

谢肇淛是明朝闽人中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藏书家。他一生勤于著述,留下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在史料学、方志学以及史学思想颇有建树。谢肇淛的笔记类文献取材广泛,涉及面广,包含着许多翔实可靠的史料。他所编纂的方志种类繁多,方志学观点至今仍对修志有借鉴意义。此外,他的著述中所体现的史学经世思想、求真原则和夷夏观念等,对当时乃至当前的历史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浅论朱谦之的史学贡献

朱谦之的学术研究领域十分宽广,在历史学方面,他提出了“现代的历史”观,主张把握历史的现代性,运用综合方法研究社会史、经济史和科学史;在史学史领域,他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划分中国史学史为三个阶段,不仅丰富了其历史哲学,也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