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克哈特和他的文化史研究——以《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为中心

本文首先追溯了布克哈特这位“19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的生平,指出他的经历和教育背景,决定了他对文化史的兴趣。但他的文化史并不是单纯的精神文化史,更接近文明史,即希望通过文化史揭示一个时代的总体面貌。在对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希腊文化史》,特别是《君士坦丁大帝时代》进行分析后,本文指出,在布克哈特的历史观中,他始终认为历史是艺术而非科学,因为它具有主观性,甚至想像。而他的几部重要著作,虽然距今已经100多年,仍具有重要的价值。     

拉卡托斯科学编史学研究纲领与认识论解释学

拉卡托斯作为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科学编史学研究纲领的提出对促进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关系的研究具有重大贡献。把认识论解释学与拉卡托斯科学编史学研究纲领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对比分析,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这两种理论特别是对后者的理解。     

邓子琴史学成就述略

邓子琴生长于文化氛围浓郁而经济境况困乏的家庭,走的是一条文学-哲学-史学、文史哲贯通的治学道路。其成就主要在史学,可分为佛家哲学和佛教史、礼俗风俗史、唐宋史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四个方面。其主要著作有《隋唐佛教史》(40年代)、《中国礼俗学纲要》(1947)、《中国风俗史》(著成于40年代,出版于1987)、《隋唐五代史讲稿》(1957)、《南宋时代重庆在国防上之地位》(1940)、《钓鱼城史实考察》(1962)、《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集》(1958～1964)、《民族社会历史研究论丛)(1960。1963)、(中国少数民族史要略》(1964)。     

近五十年来的中国民族史学研究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 民族史学研究是史学史学科的重要分支, 它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 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研究经历了起步与发展两个阶段; 在民族史学的综合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 在理论探索上则反映出研究的自觉意识不断增强, 民族史观探讨逐步走向深入, 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等积极倾向, 显示了民族史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求同与辨异——本世纪中国历史学一瞥

本世纪初史学大师们的研究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院式研究。从 2 0年代后期开始 ,史学研究与当时的政治需要结合了起来 ,并由此形成了强调中国与世界其他民族历史的同一性或特殊性两种对立的思维方式。解放后过分强调同一性 ,近年来又突出特殊性 ,一直在“求同”与“辨异”的怪圈中摇摆 ,真正解决的学术问题并不多。我们这代人应当走出这个怪圈 ,回过头去续接一下本世纪初史学大师们的路子 ,静下心来认真研究和解决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     

一部有价值的傅世孤本

<史拾>是明朝末年编纂的一部古籍文献,传世极少,对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文章对收集齐全,为海内外孤本的<史拾>加以介绍,以期对史籍整理、研究工作有所裨益.     

心态史学及其对教育史学方法论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史学科的方法论问题逐渐被置于议事日程。心态史学法是法国年鉴学派的成果之一,经历了萌芽、降格和方兴未艾三个阶段,开辟了史学研究新领域。心态史学法在具体应用中,聚焦于群体的无意识心态,注重研究的整体性和微观性,从跨学科的研究视角解构问题,并运用一切可用之资料解决问题。教育史作为历史学和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在当前全球化视野下,研究心态史学对教育史学大有裨益,有利于拓宽教育史学研究领域的深度和广度,并树立整体的教育史观,强化教育史研究的反思性和问题意识,从而使教育史学在反思的基础上化解“危机”、骎骎日上。     

《史记》神话与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史记》中的神话材料从多方面反映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如民族、政治、天命、德行等,构成中国史学传统的重要特色史语,对于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伏尔泰的史学启蒙——谈《风俗论》的新思维

伏尔泰的史学启蒙开启理性史学与理论治史的觉悟,导正了史学发展的方向,引领走进理性正道。伏尔泰的《风俗论》是包括东西方各国,乃至非洲美洲涵摄在内的真正世界史。伏尔泰《风俗论》重视人类精神方面的研究,开了历史研究的新蹊径新风尚。《风俗论》对史学时弊进行解剖分析:王公贵族、达官政客充当学者,历史书充满阶级偏见是弊端之一;宗教迷信使人失去理性,历史学沉迷于圣徒圣事是弊端之二;史德缺失,随心所欲臆造历史是弊端之三;历史学重视对精神文化的研究,提高了历史学的文化品位。     

黄宗羲寿序文刍议

黄宗羲写寿序文受时代风俗的影响,"不得辞"的无奈是其写寿序文的直接原因。黄宗羲将经学思想和史学思想融入具体的创作之中,以叙交情,谈学术、论气节为主要内容,融入了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提升了寿序文"古文"的地位,同时也实现了为这些人物青名留世。黄宗羲的寿序文序文应该是经学化和史学化的寿序文。